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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的一天，郭玉良的妻子因产后大出血死在北医三院，并欠下了53万元医疗费。这个河南来京打工者无力偿还这笔费用。不偿还费用，医院就不同意他带走妻子的遗体。医院建议他将妻子的遗体捐出用作医学解剖，这笔医疗费就可一笔勾销。（京华时报1月23日）
说良心话，北医三院在死者生前抢救过程中的人道精神是无可挑剔的，五十几万费用不到账仍未放弃施救，在当今这个年代没有几家医院能做得到。无论家属、无论社会，都必须肯定医院救死扶伤的人道精神；但是，不管医院曾经做过什么、付出了多少，都不能成为扣押遗体、提出无理条件的理由。而且，医院先仁后“不义”的做法，使本来的善举和美好形象大打折扣。
医院追讨债务本是天经地义，但是把死者遗体作为“质押物”，大不人道；开出“遗体兑结债务”的条件也很不人性。中国有句老话叫“入土为安”，人死后要尽早安息。中国传统的道德习俗中，对死者遗体也是常怀敬畏之心。就连敌对双方在激烈的厮杀之后，都要允许对方来收殓掩埋阵亡者尸体。以救死扶伤为业的医院扣押死者遗体并欲以逼债的手段获取遗体，有悖于职业道德和伦理道德。
郭玉良的妻子死了，郭玉良就是这笔医疗费的债务人，医院可以通过包括法律诉讼等正常途径向郭追讨债务。有无偿还能力与遗体权利是两回事，至少死去的人是无辜的。
扣押活人讨债属于绑架，扣押死人讨债也不合法，而且将招致社会舆论的谴责。不管目前能否找到解决债务的方式，医院都应该将遗体交给家属安葬，将人道主义进行到底。
穷人看不起病这个社会问题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医疗费用之高是常人难以承受的：住院34天耗费53万，加上家属已交的4万多，平均每天1万6千多元，除非患者家里有印钞机，否则如何能供得上如此开销？现实中的情况是，医院行业的利润空间非常之大，不但药品和材料价格昂贵，住院、检查、诊断以及各类服务性的收费也高得吓人。医院、医生、药商器材商等等，无不在患者身上赚取大把大把的钞票。医院气派的大楼，医生和商人们富裕起来的腰包，不知让多少患者掏空了家底，乃至卖房卖地、四处借债。这不，一无所有的郭玉良就到了只能出卖亡妻遗体才能偿还医债的悲惨境地。
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一个是要加速医保体系的覆盖，一个是要医院和商人们减少利润空间以降低医疗费用。再有，医保机制目前还不能解决所有的看病难问题，而且医保体系的全覆盖以及发挥足够的效力，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怎样解决类似郭玉良与北医三院面临的窘况，也是执政者需要认真考虑的民生课题。比如，除了医保机制，对于危急的特殊的情况，应该建立特殊的应对机制，如政府专项基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