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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妇女刘春梅，生活在河南安阳县都里乡东水村，一场大火不仅将其家当化为灰烬，还将她严重烧伤。在得到乡亲们第一批捐款后，她住进了医院治疗烧伤。钱用完后，她带着绝望和伤痛回家等死，家里人也开始为她办理后事。为了救她，村民将她第二次送到医院。村民、师生两次捐款，一共捐出10400余元。 “医院说要进行二次手术，要花３万多，但俺现在还欠着医院3000多块的医疗费啊……”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刘春梅的丈夫杨活只一筹莫展。（12月24日《大河报》）
这样的新闻让人不忍卒读。其实，像刘春梅家庭无力支付医疗费并不是个别现象，由于现行的医疗体制趋向于市场化运作，先交钱后治疗的“合理制度”，使那些贫穷的大病病人对医院忘而却步，或被医院拒之门外。今年4月，媒体的一则报道更让人触目惊心：湖北省公安县一对夫妇，因为丈夫患病无钱医治，双双投江赴死，身后留下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儿子孤苦伶仃。
虽然，新的医疗改革方案即将出台，其核心是“建立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但我认为，如果新医改方案依旧不能帮助公民抵御大病风险，那么就是在“穿新鞋走老路”。现在的制度设计弊端是或缺有效的公共救助保障制度，草根民众只要遇上一场大病，往往是家破人亡结果。面对因疾病困饶使一个个家庭支离破碎的时候，我很想知道，那些享受公费医疗的官老爷们究竟作何感想？
同样，与东水村村民、师生捐钱捐物救助刘春梅相比，当地政府部门的反应却显得迟缓。事实上，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的“天然”之责。我们提倡社会奉献爱心，提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合作，但对于那些身患大病得不到救助的患者，或者因生活变故难以为继的家庭，首先应该得到来自政府的抚恤和救济。 一些人认为，目前不少地方政府财力有限，要求做到全方位的大病救助不现实。果真如此吗？
然也，中国社科院2006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读书、公款送礼、公车消费、文山会海等项支出超过1.1万亿元（4月11日《中国信息报》），有关部门只要真正打到公款乱消费的“七寸上”，每年节约出几千亿来绰绰有余。这样来看，“余钱不多”固然是个问题，但实际上政府“花钱不当”才是更大的问题。
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2010美金，完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已经正当其时了。同样，对一个健康的社会而言，只有让最为贫弱群体都拥有生存的可能性，才证明这个制度的努力方向是对的，否则，因无钱看病“为活人办后事”的现象就还会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