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临说：“我国目前的性满足程度较低，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满足，1/3表示勉强满足，1/3表示不满足。个人认为性小康的标准可以从四方面考虑：第一，夫妻感情。第二，心理的满足程度。第三，性生活步调和谐程度。第四，性高潮的频率。”
江晓原说：“我认为中国人近20年来的性状况正在逐渐改善，我们离性健康更近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们能够更大胆、更自由地表达和满足自己的性欲望了。二、人们对于性的看法更宽容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性看成丑恶的东西，而是看成美好的事物了。”
潘绥铭曾下过一个关于当代性道德的总结：以自己的权利为前进动力，以对方的同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以不侵犯所有相关者的个人权利为界限，以爱情为主导。细量分析，这种宽容可能性的增加与人们的文化程度高低、收入多少等因素成正比：文化程度每高一级，宽容可能性增加15%；个人收入每高一级，增加9%。此外，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宽容可能性，是其他职业的人的1.9倍和2.3倍。
广东成人用品市场负责人李继红女士告诉我们，现在，成人用品市场的经营品种已经由原来单一的计生产品转向了保健用品、成人玩具和情趣内衣等提高性生活质量的产品。购买成人用品的顾客有各种年龄层的人，既有头发花白的老人，也有手牵手一块儿来的年轻人。
“性博物馆在哪？”自从这家内地唯一的性文化博物馆自上海迁到同里后，同里人每天都要应付游客这样的问询。我们对中国人“性小康”的追寻，不妨从这个小镇上的博物馆开始。
记者专程去这个水乡采访刘达临。下午2：00到达同里时，向长途客运站的两位工作人员问路，较年长的那位男士，听到“性博物馆”这个词显然有点尴尬，忙说不知道。一路上，记者向警察、卖门票的小姑娘问路，他们都只是笑，并不回答。几经周折，才来到这个打着“吴江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招牌的性博物馆。
性博物馆地址在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之一的退思园墙外，原址为丽则女校。这座被费孝通先生称为五千年来第一展的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数年内经受了多蹇的命运，受中国人欲拒还迎的性观念所左右，起起跌跌。而这次采访的不顺以及遭遇的种种猜疑和抵制，无疑与性博物馆和刘达临本身已经遭受了太多的不信任、讥讽、冷落和打击密切相关。
知识，有助于性小康吗？
性博物馆搬迁记
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教授张北川说：“中国在文化方面还很落后。十五大把中国定位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六大则把中国定位为‘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两个字已去掉。”性文化博物馆的命运就是一例。
1989年至1990年，刘达临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调查。1995年春，当刘达临不惜举债30万元，在青浦徐泾创办中国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馆时，他并没有计划公开展览，只是把搜集来的几千件性文物作为自己性学理论研究的一部分。1999年8月，性博物馆迁至闹市区的南京东路，公开展示，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国古代的性文化。但是，当刘达临希望在路口挂一个指示牌的时候，管理部门坚决不同意，理由很简单：“中华第一街”上不能出现“性”字，也不能出现“生殖”两字。在入不敷出的惨淡经营之后，这家性文化博物馆不得不从上海撤到了同里。现在的收入还不够每天的开支，预计每天要达到300名游客才能扭转亏损的局面。不过，记者看到前面正在施工，刘达临也说，性博物馆要扩建了。估计它的维持是不成问题的。
馆内设有远古文化和性崇拜、婚姻家庭和妇女压迫、宗教和外国两性文化等展区，展出古代性文化实物、雕塑、图画、书籍等展品2000件。不过，各展品差别并不大，数量也不太多，记者半个多小时就走完了一圈。当记者问到刘达临为何不设立性文化当代馆的时候，刘达临只能无奈地回答：“这个工作我做不了。当代的问题争论太多，太复杂，不好控制，开放到什么程度不好把握。比如涉及到扫黄、卖淫、电影分级这些问题目前的争论都很大。做古代馆通过陈设古物，给今人一些启发是我所能做到的。当代馆的尺度太难把握。”
记者直截了当地问刘达临：“妻子会不会反对你的事业？”刘达临回答说：“早年的时候因为社会观念的制约，性问题不好听。后来我的研究社会评价比较好了，但做博物馆花钱太多。我现在也70开外，她也怕我太累。”
刘达临，美国《时代》周刊曾评论他是“引导中国走向幸福的21世纪的6个代表人物之一”。在面对性知识的普及上，正面临这样一种尴尬。幸好，还有很多人像他的那位老同学一样，会对他说：“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宽容，有助于性小康吗？
性自由有了更多的空间
然而人们对性的观念的冲突和改变，显然不是来自带有学术性质的性博物馆的出现，而是日常生活中与人们息息相关的耳濡目染的各种信息。这种变化更核心。
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人近20年来的性状况正在逐渐改善，我们离性健康更近了。这主要表现在：一、人们能够更大胆、更自由地表达和满足自己的性欲望了。二、人们对于性的看法更宽容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性看成丑恶的东西，而是看成美好的事物了。”
与此相对应，2002年，中国的一本新闻杂志曾宣称中国的“第三次性革命来了”。在这一两年当中，网婚、虚拟性爱、一夜情、性放纵群体、换妻俱乐部次第出现。“我们的社会应该变化，上世纪初只推出了简单的男女平等，而现在这一场性革命更深入、更具体、更彻底。我们尊重个人的合理的权利。爱情与他人无涉。这有利于人的自由的权利的扩展。这种宽容又给予了性自由更多的空间。”张北川如是说。
在潘绥铭的一个调查报告中证实，现在婚前性行为增加，25—29岁的男、女有过婚前性行为者比例分别高达72.2%和46.2%；性关系趋向多伴侣，30—34岁的男、女有过多个性伴侣者百分比分别是45.8%和17.7%，处在婚姻状态之中的此年龄段的有婚外性伴侣者男、女比例分别是36%和19.4%；性交易占据相当比例；对于性信息的接受程度大幅增长，性的公开化程度大幅提高。
在这一年来的热点事件中，我们听到了以下的声音：“一夜情是尊重对方的权利。”“一成不变的夫妻生活只会帮助婚外恋乘虚而入，‘夫妻合欢椅’将造福社会。”“性用具还是净化社会的工具，因为它帮助释放性欲又不接触人。”……
这种对性的宽容，意味着新的性道德正在建构当中。潘绥铭曾下过一个关于当代性道德的总结：以自己的权利为前进动力，以对方的同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以不侵犯所有相关者的个人权利为界限，以爱情为主导。细量分析，这种宽容可能性的增加与人们的文化程度高低、收入多少等因素成正比：文化程度每高一级，宽容可能性增加15%；个人收入每高一级，增加9%。此外，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宽容可能性，是其他职业的人的1.9倍和2.3倍。
性治疗，有助于性小康吗？
婚姻分析师谈无性婚姻
“因为性不和谐，出现婚姻问题占所有案件的40%左右。”这是一位婚姻分析师集超过11年的工作经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位深圳市的婚姻分析师詹春云，自创立康乐园心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一年多来，共受理了一万多宗案件。刚开始时，这个行业是以一个“婚姻问题专家”的角色出现，当时处理的基本都是婚姻危机。现在这个“婚姻分析师”是从“婚姻问题专家”这个角色里分离出来，外国这种职业已较普遍，而在国内基本没有同类机构。
“咨询者通常都受到三个方面的困扰：一方面是性观念比较保守，通常女性居多。第二是性冷淡，也是女方占多。还有就是性能力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男性较多。”詹春云在谈到婚姻中的性不和谐问题时这样说。“性观念保守，医生可以通过谈话去了解咨询者的心态，顺着他们的思路去推理、去诱导，跟他们一起讨论，因为来咨询的人本来就有一种想把问题解决的需求。而性冷淡和性无能则需要通过性感集中训练。”
对这种比较新鲜的治疗方式，詹春云描述道：“性感集中训练主要是通过个体治疗，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制订治疗计划，通过解除患者的焦虑情绪以及灌输生理知识去治疗。所谓的集中，其实是注意力的集中，帮患者消除干扰，并教导患者一些技巧，之后，让他们集中去体验以前没有的感觉。”医生只是教会患者方法，这是一种单独的治疗，不必通过仪器等辅助手段。
在今天的中国人中，我们发现，一方面是超过1/4男女的婚内(同居)无性，另一方面则是，婚外性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专家们提出了“无性婚姻”这个概念：无性婚姻就是在婚姻架构里面缺乏了性爱的夫妻关系，有性社会学家认为，夫妇间没有生理疾病或意外，却长达一个月以上没有默契的性生活，就是“无性婚姻”。而詹春云作为长期从事婚姻咨询和解决工作的医生却不这么认为。“没有人能够给无性夫妻的时间段下定义，因为这主要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能过正常性生活的才是无性夫妻。”
性生活进入良性循环，成为使生活愉悦的手段，而不是一种负担。这才是性小康的目的。杜蕾斯中国公司的张冰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西方人和东方人在性生活方面的观点，区别不在于性频率的高低，而是将性作为生活快乐的手段，还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东方人中，享受性生活的人并不多。“夫妻不要同床异梦，可以愉悦、自主、和谐地享受性是性小康的基础。而大部分的夫妻还不能达到这个水平。” 刘达临明确地说：“我国目前的性满足程度较低，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满足，1/3表示勉强满足，1/3表示不满足。个人认为性小康的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考虑：第一，夫妻感情。第二，心理的满足程度。第三，性生活步调和谐程度。第四，性高潮的频率。”目前，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没有很明晰的指南，只能靠自己摸索，“性商”低、“性福”当然不会降临得那么快。现在，城市里的压力、诱惑、苦闷，无性夫妻还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