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考证了《雷公炮炙论》的成书年代。方法：通过对刘宋说，赵宋说，隋人说，唐人说，唐末五代说等有关成书年代的假说进行分析，发现其书的形成可分为雷原著和胡洽重定两个阶段。结果：考察证实雷原著时间为隋末至唐初，胡洽重定时间为唐末至五代时期。其论证结果不仅与现存的所有史料相契合，而且可以解释诸假说的正误原由。结论：《雷公炮炙论》为隋末唐初之辅宋的雷所著；后由唐末五代之胡洽重定，与南北朝之胡(道)洽并非一人。

《雷公炮炙论》(以下简称《炮炙论》)作为历史上第一部炮制专著，其成书年代至今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对这部炮制历史文献的研究和评价。有鉴于此，笔者对其成书年代重加考定，但求言而有据，信而有征，并就教于同道。

1史料与假说

历史上有关《炮炙论》的文献记述廖廖，今所见者仅以下数条：

史料一，敦煌出土唐代写本《张仲景五脏论》(以下简称《五脏论》)云：“雷公妙典，咸述炮炙之宜。”^［1］这是目前所知记述《炮炙论》的最早文献。

史料二，宋代苏颂《图经本草》“滑石”条曰：“然雷虽名隋人，观其书乃有言唐以后药名者，或是后人增损之欤?”^［2］这是目前所见记述《炮炙论》作者雷生平之最早文献。

史料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雷公炮炙三卷。右，宋雷撰，胡洽重定。述百药性味炮熬煮炙之方。其论多本之于乾宁晏先生。称内究守国安正公，当是官名，未详。”^［3］(作者按：“内究守国安正公”并非官职名。历代职官录中以“公”作为官名者古今未见，只有“三公”这样的统称而已。“安正公”显见是爵位名，与“安乐公”之称相类，应是公爵的一种称号。但“内究守国安正公”不类正统称号，亦未见诸正史)这篇文献较为详尽地记述了雷和《炮炙论》的情况。其中“宋雷”之朝代归属是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

因为历史上涉及雷及其《炮炙论》的文献甚少，且理解上又多有矛盾，致使历代学者对其成书年代看法各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假说：

①刘宋说：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称其为南北朝“刘宋时雷所著”^［4］(刘宋时代，公元420～479年)。

②隋人说：宋代苏颂《图经本草》独执此说(隋代，公元581～618年)。

③唐人说：今人祝亚平认为其书成于唐代垂拱二年至宝应年间(公元686～763年)^［5］。

④唐末五代说：今人张柄鑫等认为《炮炙论》成书于唐末乾宁年间以后(公元894年以后)^［6］；宋大任等考证其成书于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7］；范行准则称成书于五代后梁(公元907～923年)^［8］。

⑤赵宋说：民国时期彭作桢称雷公是“赵宋时人(公元960～1127年)”^［9］；今人李涛亦执此说^［10］；白永波考证其书成于宋《嘉本草》至《证类本草》之间(公元1063～1082年)^［11］。

以上5种假说各执一词，却无一能令各方信服。为此，我们先由上述假说入手，分析史料，究源竟委，以求真相。

2赵宋说之求无佐征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即史料三)称《炮炙论》为“宋雷撰”。众所周知，中国封建朝代以“宋”为名者公认有两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宋朝分为北宋，公元960～1127年；南宋，1127～1279年)，另一个不太著名的是刘裕建立的南朝宋(公元420～479年)。为便于区别，故史有赵宋、刘宋之分。据统计《炮炙论》一书出现的271种药物中，有167种出自《本草经》，45种出自《名医别录》，27种出自唐《新修本草》，32种出自宋代本草^［12］。由于《炮炙论》中出现唐代以后的药物59种之多，由此许多学者依据史料三所称之“宋雷”，断定其成书于北宋，即“赵宋说”。实际上“赵宋说”是对此条史料的误解：作为赵宋人的晁公武此处之“宋”所指并非本朝。依其书著录体例，对赵宋以前的书籍年代直书朝代名，唯本朝文献则冠以“皇朝”，如称“仲景《伤寒论》十卷，右，汉张仲景撰”；“《图经本草》二十卷，目录一卷，皇朝苏颂等撰”。可见晁公武曰“宋雷撰”恰恰是明确认为《炮炙论》非本朝作品!

白永波氏认为其书成于《嘉本草》至《证类本草》之间(公元1063～1082年)，此说也有疏漏。姑且不论唐代写本《五脏论》早已提及雷公之书；即便在五代成书之《蜀本草》“钩吻”条和宋《嘉本草》“金樱子”条中也早已引用过《炮炙论》的内容。何况公元1041年成书之宋代书目《崇文总目》中亦早已著录《炮炙论》其书^［3］。

更重要的是宋代一些大学问家如苏颂、沈括等也不承认《炮炙论》一书为本朝人所著。苏颂称雷是“隋人”，沈括则在《梦溪补笔谈》中称其书是“古方书”。苏、沈二人乃宋代著名学者，一向治学严谨，博学多闻；他们的生活时代又相距《炮炙论》的成书年代不远，理应比后人接触到更多的古文献，其见解应非常有说服力。因此更可证明“赵宋说”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

3刘宋说之自相矛盾

倡导“刘宋说”者首推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其《本草纲目·序例一》言：“雷公炮炙论，刘宋时雷所著，非黄帝时雷公也。自称内究守国安正公，或是官名也。胡洽居士重加定述……多本于乾宁晏先生……乾宁晏先生名晏封，著《制伏草石论》六卷，盖丹石家书也。”^［4］

李时珍在历史上第一次指出《炮炙论》的重定者胡洽就是著《胡洽居士百病方》的南齐医家胡道洽(因避南齐高帝萧道成帝讳简称胡洽；南齐，公元479～502年)。后日本著名学者丹波元胤的《中国医籍考》称：“胡洽名见于刘敬叔《异苑》，彼加其重定，则(雷)当为(刘)宋人矣。”^［13］由于“刘宋说”为两位名人首先提倡，因而流传宇内，影响极大。加之所谓的胡道洽重定，言之凿凿，更为“刘宋说”找到了有力的“旁证”，遂令后人对其深信不疑。但仔细推敲，此说仍可见不少漏洞：

①经我们仔细考察，发现《炮炙论》一书自宋代以后已经佚失，李时珍不可能见到原书，所论无非本自《郡斋读书志》(即史料三)而已。李时珍已注意到此“宋”并非赵宋，复认定重定者胡洽即南齐人胡道洽，因此首倡“刘宋说”。但他又自相矛盾地称其书“多本之于乾宁晏先生”。而乾宁晏先生即唐人晏封，其《制伏草石论》一书见诸《新唐书·艺文志》而未见于《旧唐书·经籍志》。因后者以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的书目《古今书录》为蓝本，未收载开元以后的著作，而《新唐书·艺文志》则全面反映有唐一代的书籍情况。可见晏封应是开元以后的中晚唐人。试想南朝刘宋、南齐人著书怎能“本之于”唐人的著作呢?

②《本草经集注》的作者陶经弘景(公元456～536年)生活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对齐人胡道洽十分熟知。他在《本草经集注·序例》中历数南朝医家时曾提及此人，在其增订的《肘后备急方》中也收录了“胡洽方”。史载陶弘景在宋齐两朝为官，若雷以所谓刘宋之“内究守国安正公”的身份撰写《炮炙论》，相信学识渊博的陶弘景不会不注意到。《本草经集注》专论炮制的“合药分剂料理法则”其内容较之《炮炙论》要简单得多，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者，果然当时有雷“安正公”撰、胡道洽重订的《炮炙论》一书，而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竟然只字不提不引征，岂不令人费解?

③笔者以为对于李时珍的“刘宋说”不可迷信，因为更有力的否定同样来自先贤。南齐医家胡洽在唐宋时尽人皆知，宋代大医药学家苏颂亦对其十分熟悉，他的著作《图经本草》中即引用了许多“胡洽方”。但苏颂却坚称雷为“隋人”(见史料二)，而“观其书乃有言唐以后药名者，或是后人增损之欤”的疑问表明他心目中的重定者应当为唐以后之人，而绝不可能是南齐人胡道洽!苏颂距《炮炙论》成书的时代不远，比后人占有更多的原始文献，因此与后人的望“名”生义相比，他的观点更令人信服。

④从现存《炮炙论》的语言文字考察，亦可见其书存有明显的隋唐时期语言特征。现存《炮炙论》有序文一篇，正文242条。其中序文有2处，正文102条有138处出现了表示动作完成的助词“了”字。据南京大学柳工德先生的意见，“了”字作为动作完成的过去助词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