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满怀激情迎接新的世纪——生物学世纪的到来时，不禁欣喜地发现，生物工程产业的行列里，屹立着一位东方的巨人——深圳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这个被誉为中国最大的基因工程药物产业化基地的公司的创建与成长，是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史。

艰难的创业

中国是一个肝炎大国。

我国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人数约为12亿、丙肝病毒感染人群中约有3000万人发展成慢性肝炎、肝硬化甚至原发性肝癌，每年死于原发性肝癌患者约13万人，全国每年为此耗资300亿～500亿元。各种肝病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点公共卫生问题。

干扰素是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首选药物。但是，在国产基因工程干扰素推向市场之前，干扰素95％以上依赖国外进口，高昂的价格让广大肝病与肿瘤患者望而却步。

1987年，中国工程学院院士、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国家“863”高技术发展规划生物技术领域委员会首席科学家候云德教授，带领同事们在实验室里制造出中国第一个采用中国人基因克隆和表达的干扰素——α－1b型基因工程干扰素。

但是，美国一位生物科技领域的权威人士断言：中国虽然完成了干扰素的实验室研究，但要使干扰素实现产业化并用于临床，只能是天方夜谭。

中国人是不甘落后的！

1989年，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联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等4家单位在深圳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生物工程企业，开始了启动中国生物工程产业的伟大工程。

1992年，α－1b型基因工程干扰素完成了中试生产，获得了国家一类新药证书。它的问世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采用中国人基因生产的基因工程药物；国家一类新药；中国卫生部批准的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第一批国家“火炬”计划产品；中国“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的第一个实现产业化的项目。

国人为之振奋，世界为之震撼！

然而，任何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种种原因，科兴陷入了困境：生产质量不稳定，生产能力上不去，产品市场无法打开……外国专家的断言会变成残酷的现实吗？科兴人在思索，中国生物工程产业的人们在思索……

再创辉煌

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挺身而出，与美国汉鼎亚太投资公司联手收购了科兴公司，挑起了α－1b基因工程干扰素产业化、商品化的重任。

1995年，未名集团董事长陈章良博士与执行总裁潘爱华博士亲自率领的领导班子全面经营、管理科兴，在企业定位、生产管理、质量控制、产品检测、成品包装、市场拓展和企业形象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改革，科兴获得了新生。

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1996年，我国“863”计划首创基因工程药物赛若金α－1b干扰素实现产业化。

1996年4月4日，赛若金获得通向市场的通行证——国家卫生部“准”字号生产批文。

为了降低成本，公司坚持走内涵发展道路，优化种子制备，提高发酵水平，扩大纯化规模，提高回收得率，并实现了关键原料自己生产，生产能力由20万支提高到2000万支。为树立赛若金品牌，塑造企业形象，公司实行以学术推广带动商业推广的政策，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数十次的赛若金干扰素的临床应用研讨会，并组织了一系列的大型公关促销活动，特别是1997年8月在北京与共青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向希望工程捐赠药品仪式，同时推出《金秋赛若金》大型文艺晚会。一曲由公司总经理潘爱华和张华副总经理作词、国家一级作曲家付林作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演唱的《SINOGEN之歌》，展示了新一代中国学者型企业家的崭新风采。

赛若金的“一同二异三广”的特点（疗效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同，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副作用比国外同类产品小，抗病毒、抗肿瘤作用及临床适应证广）使产品在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公司建立了强大的销售网络，实施“211”工程，即在全国建立20个办事处，与1000家医院建立合作关系，结交10000名医生。

努力换来了累累硕果。

1997年，赛若金的生产能力达1000万支，并且成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基因工程药物。1998年生产能力和销售额翻了1番。1998年1月18日，在《人民日报》的市场调查中，赛若金的使用频率及市场占有率在治疗慢性肝炎中均居首位。1999年，赛若金的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

新世纪的曙光

朝阳喷薄而出！

“科教兴国，产业报国，健康强国”是科兴公司的企业理念。科兴人禀承了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利用一个产品启动一个市场，利用一个市场发展一个企业，利用一个企业创建一个基地，利用一个基地推动一个产业”。这是科兴人利用一个产品推动中国生物工程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

今天，在深圳湾畔，北大生物谷——一个达到国家领先水平的年产1亿支干扰素的基因工程产业化基地正在建成，她已被国家计委确定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当人类跨入21世纪之时，我们可以骄傲地向全世界宣称：中国在世界生物工程产业领域已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