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匾”的来历
乐家第十世祖乐平泉之妻,许氏老夫人许叶芬,于八国联军侵犯北京前逃难西安,1901年率子女返京,重整同仁堂,当时在正匾两侧增加了两块草书匾,左为“琼藻新栽”,右为“灵兰秘授”,上款是“辛丑秋书”,下款是“岂弟子”。据知岂弟子,即清朝寿公爷,寿岂,满族人,所书草体字为“十七贴”,当时乐氏四大房在京城与各地开设的分店,所挂的草书匾均由这两块匾拓印复制的,以此来区分真假“乐家老药铺”。永仁堂的草书匾就是在同仁堂拓印下来的,现永仁堂的匾,只剩下“灵兰秘授”一块,保存在百草参茸药材公司。
“一贴膏”曾日售700多万张
永仁堂的“独门药”有虎骨药酒、安坤赞育丸、益仙救苦金丹、八宝药墨等等。永仁堂开业始,就生产一种“万应膏”,专为劳苦大众所用,货真价实,疗效很好。如有腰酸腿痛、跌打损伤,一贴就灵。因为求购的人很多,店里规定每人只卖给一贴,故此药也称为“一贴膏”。只有在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药王纪念日”的这一天,永仁堂才“无限售卖一天”,并以八折优惠。据1937年的统计资料记载,四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早晨五点至晚十点,售出“一贴膏”700多万张。
设“地下金库”支持北平解放
1946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北平城内的地下工作,解决地下工作必须的经费,将在解放中小城市缴获的一批日伪财产、黄金、外币等,源源不断地运到北平,接济地下党活动。这些钱财,通过地下党员杨宁存放在永仁堂药店经理乐元可家中。
杨宁是乐元可之表弟,乐元可之妻李铮很有正义感,支持杨宁的抗日工作,李铮帮助他安排、掩护。有一次,来人给李铮送来几张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并说:“杨宁喜爱这些画,请表嫂妥为保存”,实际年画上密写着许多极为重要的情报。李铮负责保存好,后来亲自交给了杨宁,她经常为地下党收藏,保护文件资料和情报。地下党的一批金条、钱财装在咸菜蒌里,送进乐元可、李铮的住宅,根据需要,李铮随时给地下党支取款项。
还有一个负责和李铮联系的是地下党员李才,对外称李铮为“四姐”,李铮的工作得到丈夫乐元可的支持,乐元可还主动给解放区采购急需的药品,如虎骨酒、茵陈酒、治冠心病的药,小儿药及十分紧缺的盘尼西林和美国医学书籍,有些珍贵的药品是他们无偿赠送的。
解放区送来的黄金,必须兑换成市面上流通的钞票,需要时,由李铮与李才约定,在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地接头。李铮带钱,坐上家里自备的洋车,到东安市场西门下车,穿过市场,另雇车去赴约送款,回来时再乘坐自己的车回家,这样多次往来,人们只知道她去逛东安市场,从来没想到她是为地下党做秘密工作。
1948年6月15日李铮按约定,到了金鱼胡同西口的五芳斋,把五千万元巨款交给李才后回家。突然接到李才的电话:“四姐吗?你回去好吗,没罗嗦了吧?我路上摔了一跤,有点不合适,要回家去。我走后,有个老五会来找你。”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此后,老五也没来,也没有任何消息。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解放军入城,共产党组织派人来到乐元可家,才知道那一天带着五千万元巨款,按事先安排,到东四牌楼的福生牛奶铺接头,刚走到东四,被国民党特务抓住,李才奋力挣脱,甩掉西装,撒腿就跑,被特务一枪打中腰部,当时跳上一辆人力车逃出险境,匆匆治疗枪伤后,冒险给李铮打了电话,不久被送回解放区养伤。当时与李铮接头的便是北京地下党领导之一张友恒(电影《地下尖兵》的原型),他常到乐家商谈工作,有时为了躲避特务盯稍,也在乐家留宿。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底,乐元可夫妇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李俐和李铮的胞弟李立托付给地下党,送到解放区参加工作。
李铮、乐元可把存放的金钱、美元、帐目,分文不差地交给共产党组织。解放后,乐元可、李铮夫妇,从未炫耀过自己的经历,没要求过任何特殊待遇。1981年2月李铮病故之前,把自家的全部存款十万元,捐献给教育事业。
学“大寨”,赶“百草”
“文化大革命”中,永仁堂受到很大冲击,除经营业务上遭受重大损失外,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牌匾被砸毁或丢失,药铺的堂号被改换。永仁堂先后被改为:东方红药店,工农兵药店,首都药店,百草药店。
百草药店由于在文革中改进服务工作,送药上门等等,在学“大寨”的高潮中,管理处党总支在百草药店召开了现场会和经验交流会,提出“远学大寨,近学百草”的口号,各基层门店制定了“学大寨,赶百草”的规划,一度划清了社会主义经营与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唯生产力论与抓革命促生产的界限,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首批获得GSP达标证书
多年来,百草药店连续被市、区评为先进单位,“十佳”商店,“无假冒伪劣商品”单位,在本市同行业中首家实行计算机管理,极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管理水平。首批荣获了国家医药行业最高荣誉GSP(医药商品质量)达标证书,百草药店在168信息台建立了语音信箱,并加入计算机互联网,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增强企业竞争实力,不断探索一条成功的医药企业发展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