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药杂志1999年第8卷第10期

秦伯益

关键词：人口健康药学科研

我国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迈向21世纪，有一些领域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影响我国的持续发展。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对我国下世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重大。人口与健康问题，也是其中的一大领域。本文拟在人口与健康问题宏观浏览的基础上着重讨论药学科研工作者面临的选择与对策。

1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

解放初，我国人口4.5亿，尽管当时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历史上改朝换代后，都会伴随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且都以此作为国家经济繁荣、天下升平、百业兴旺的象征。因此，即使有如马寅初教授这样的大学者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建议要实行计划生育，但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横遭批判。直到70年代初，全国人口逾8亿，才引起了中央的警觉，实施计划生育，由“一个不少，两个正好”，到“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对无计划的生育状态进行“急刹车”。实施计划生育后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但由于计划生育与人口总增长的滞后性，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达到人口零增长，那时人口将达16亿。

对人口实施“急刹车”是需要的，也是有成绩的，但这毕竟不完全符合人口自然增长的生态平衡。在解决人口数量过多的同时，逐渐出现的人口素质偏低、人口老龄化过快、男性人口比例过高、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分布不平衡、人口流动的盲目性等问题都已次第暴露，从而构成了我国当前错综复杂、动态变化着的有关人口诸种问题。人口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势必影响我国的持续发展。因为人口的数量及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资源、就业、保健、贫富分化、社会管理中的诸多问题，因此，解决人口问题是既定的国策，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人口数量当然要继续控制。尤其现在人口总数已近13亿。基数大了，稍一放松，后果将更甚于50，60年代。70年代以来20多年研究出了适合于不同要求下应用的众多避孕药械，很多品种性能良好，使用安全有效。当然，今后继续研究、改进、提高仍是必要的，但更主要的应将精力放在对基层的推广、落实上，因为药械再好，下面不用，或用而不当都将影响总体效果。

在继续关注人口数量过多问题的同时，应将人口素质过低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人口素质问题包括出生素质低下和后天教育不足两方面问题。出生素质低下者约占出生人口的5%左右，包括各种遗传病、先天缺陷和先天性残疾等；其中80%可以通过婚前检查、产前检查、遗传咨询、孕期保健、围产期保健等措施得到预防，但这些措施在基层还很难落实；后天教育不足指约2亿文盲、半文盲，试想，一个国家背着这众多素质偏低的民众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将是何等沉重的包袱。而素质偏低的形成又有一些因素是与急速控制人口数量过多有关，因为计划生育在城市的贯彻远比农村好，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在我国仍是万分艰巨的任务。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远比其他国家为快，我国解放初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经过半个世纪，到现在已达70岁，其他国家都用了3～5个世纪才达到这样的增长。现在，我国已完成了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的转变，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左右。预计到2020年将进入典型的老年型社会，2050年将进入严重的老年型社会。那时，70～79岁的“中老年”，将占老年人口的52%，80岁以上的“老老年”，将占老年人口的13%。中国社会老龄化速度之快世无先例，而且无法避免，因为这是由计划生育减少出生人口和保健改善，延长了人均寿命这两个因素所决定的，前者减少了分母的增长速度，后者加快了分子的增长速度，其结果，就是加快了老龄化速度。希望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其结果必然是老龄化，因为这两者是伴生的。现在的上海就是实例，一方面人口负增长，另一方面老龄化为全国之冠。面对滚滚而来的银色浪潮，社会将何以处之?

我国的人口性别比例也严重失调。90年代初男女性别比为1.15∶1，现在是1.20∶1，预计2020年是1.30∶1，到那时将有6 000多万男性难以择偶，这当然会给社会管理带来严竣的形势。这现象主要与人们的生育观念、风俗习惯、现行政策等诸多因素有关。性别比例失调主要不是医学问题，医学上可以及早判断胎儿的性别，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中止妊娠，但这样的办法越多，越导致女婴的减少。

以上仅是人口问题中与医药学有关的个别问题，人口问题更主要的是社会科学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2我国面临的健康问题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有几个基本认识问题应该先谈一下。首先，有几个明显的矛盾横亘在面前。譬如，随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型，疾病谱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人们的认识还远未跟上这些变化，因此在科研规划、科研队伍、科研投入和科研成果的评价方面都还停在几十年一贯制的状况。有些问题虽然认识了，但实践还远没有落实。预防为主的口号从解放初喊起，至今未变，但人们重医疗，轻预防；医疗投入多，预防投入少等现实却始终未变，依旧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再如，现代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生存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也异常尖锐。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有了明显改善，家家户户家电、空调都装备良好；但推出门去，环境状况却日趋恶化。即以北京为例，刚解放时，蓝天白云，万里晴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但现在，灰蒙蒙如雾里看花，而且近期内还很难彻底改善，因为每年有2 800万吨煤在北京燃烧，每天有140万辆尾气超标准的汽车在满街跑，同时几乎总有千把个工地在施工，还有多个像首钢这样的大污染源。再加上北京的土质和气候，沙多风大，环境状况自然难以令人乐观。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扩大一些，全球的环境恶化问题就更为突出了。可以说，大环境的有些变化是直接威胁着人类生存条件的，如全球变暖、温室效应、臭氧洞扩大、强紫外线照射等，这是对世界各地都有影响的环境恶变因素，中国自然同样难以幸免。有些仅是局部环境恶变的因素，恰恰这些因素也都同样罹及我国，如酸雨主要是欧洲、北美、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而目前中国也同样有此严重问题；又如荒漠化，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而中国又恰恰是荒漠化十分严重的国家，中国沙漠每年以2 460平方公里的面积增加，沙进人退的局面，不仅淹没了罗布泊和楼兰等古代名城，而且直迫京都，内蒙古的沙漠每年正持续地向北京挺进。除沙化外，干化、盐碱化等在中国都是造成荒漠化的重要因素，荒漠化的面积已占全国总面积的27%。由于多年不注意环境资源的保护，在近期利益的驱动下滥砍、滥伐、滥牧、滥采、滥捕、滥用，使我国生态急骤变化，连年旱涝不绝，有些珍稀动植物濒临绝灭。如何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让中华民族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可以持续发展，生衍繁殖，这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了。为此，江泽民同志告诫我们“不要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其次，讨论当前的健康问题时，有几个不同的指标体系先要明确一下。我们常用的是死亡指标：从死亡指标来说，世界各国大都以心、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作为死亡的前三位疾病，其次是糖尿病、中毒和创伤等。但如果以劳动力作为指标，那么居首位的应是传染病。由于化学治疗学的进步，使传染病已从死亡的首位下降到第10位左右，但对劳动力的影响仍居高不下，这主要是因为传染病病种多、涉及人数广所决定的。如果以对社会的综合危害作为指标，那么当代社会居首位的当属药物滥用(吸毒、吸烟等)和艾滋病等，这将在下面再说明。

人类正面临很多重大疾病的威胁，很多老的疾病还有待攻克，很多新的疾病又不断出现。老的疾病如心、脑血管病及恶性肿瘤等都是众所周知久攻不克的顽症。传染病时有起伏，潜在威胁严重，我国肝炎病毒感染者已达1.5亿人，结核病等随着耐药菌株的发展正在全球回升。更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疾病正在不断发生，如随着寿命延长，老年痴呆、帕金森综合征、骨质疏松症、骨质增生等老年病逐渐增多，老年医学的问题日益严重。新的病毒病也逐年增加，最近30年内报道的有玛尔堡病毒病、拉沙热、伊博拉出血热、艾滋病、川崎病、克麦罗沃脑炎、卡累利阿热、罗斯河热等。自然界中每年几乎都有2～3种新的病毒病产生，只是多数尚局限在森林里，在动物中流行，还没有感染到人。值得深思的是，经过人类的长期斗争，只消灭了一种病毒病，即天花，但自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公布人类消毒了天花之后，20多年来却又出现了15种新的还无法治疗的新的病毒疾病，如过去只有疯狗病，近年来英国出现了疯牛病，日本出现了疯羊病，法国出现了疯猪病。这些疯病，几乎都是病毒病，特别是脑细胞的病毒病。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出现了不少“现代文明病”。如社会工业化过程易造成环境污染，中毒、致畸、致癌等的发生正在增加；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常导致传染病的扩散；生活水平提高后，糖尿病、肥胖症、胆石症等新陈代谢病正在增加；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常发生在医药保障较充分的地方。

人类要向大自然进行更多的索取，需要开疆拓土，于是就开发海洋、高空宇宙飞行、南极考察、矿山开采、沙漠改造、高山作业等。这就要开展相应的环境医学问题研究，否则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作业，没有特殊的防护保障就难免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现代生活中车祸、外伤、精神紧张、应激紊乱、焦虑、忧郁等的发生率比以往要多得多。即使古往今来频繁发生的天灾与人祸，也因人口居住的密度、建筑结构的坚实度等的变化而造成瞬间大规模人群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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