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关于“糖尿病的预防和控制的决议”，此后糖尿病的防治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我国已将糖尿病研究列入国家计划，并于1996年成立了糖尿病专家咨询委员会，表明防治糖尿病已成为政府行为。这一切对我国糖尿病预防和治疗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1994年以来全国许多省区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糖尿病普查，这些普查，在共约30余万人中普查出的高血糖人群约有2万余例，其中糖尿病及葡萄糖耐量低减(IGT)约各占其半。这在一方面摸清了我国糖尿病发病的基本情况，对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另一方面，也给广大医务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切实加强这部分高血糖人群的管理。如果仅为了一个“患病率”而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而不对“阳性”人群提供相应的治疗，无疑是巨大的浪费。实际上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多数IGT病人并未得到有效的干预来防止他们进一步恶化为糖尿病。与此相比，被诊为 糖尿病的人出于对自身健康的关心以致有相当多的人会主动去医院就诊并得到某种程度的治疗。糖耐量低减人群因未戴糖尿病“帽子”，常不引起病人和医生的重视，这是一种可怕的倾向。

已有许多研究表明IGT是最重要的糖尿病危险人群。国外报告每年有5%～10%的IGT会恶化为糖尿病。大庆一项六年前瞻性研究表明，中国人IGT转变为糖尿病可能更快些，若不加干预，每年在肥胖者中有17.2%、非肥胖者有13.3%可能会恶化为糖尿病。因为这个人群中尚无多少人发生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和糖尿病肾病，而严格的血糖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可遏制上述并发症的发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防止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根本出路在于阻止IGT恶化为糖尿病。从这个意义上说IGT是个危险人群又是个有希望的人群。在这个人群进行有效干预治疗远比治疗糖尿病更加容易、更加有效、花费也更少。全世界已有许多研究者致力于IGT的治疗，我国医生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潘孝仁等对多达530例IGT 6年随访研究的结果表明简单的生活方式干预(即合理饮食、增加体力活动)可减少此人群6年糖尿病发病率30%～50%，这就是说只花很少宣传教育的钱做干预，就可有效地降低糖尿病发病率，这一方法也被美国研究者在其近年的研究中采用。但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确实有相当数量的人不能忍受节食或不适于增加体力活动，还有相当数量病人在可接受程度的饮食、运动治疗后仍不能阻止或延缓糖尿病的发生，于是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以药物干预来降低IGT人群的糖尿病发病率，而且显示了很好的效果。国内已有人用二甲双胍及α-葡萄糖酐酶抑制剂者，初步观察效果优于单纯生活方式干预。国外还有人在少数病例应用新型胰岛素增敏剂曲格列酮(Troglitazone)，报告说使用6周及12周可使75%～80%病例血糖达正常水平，而安慰剂组仅有38%～48%病例血糖达正常水平。然而药物治疗毕竟花费较多， 而且长期在大量人群中使用某种药物，又不能不顾及药物的某些副作用。我们在IGT人群中使用D₈₆₀干预时，服用0.25g就有人发生低血糖，而不得不终止服药。用二甲双胍和拜糖平有腹泻、腹胀等胃肠道症状，曲格列酮因有诱发肝坏死者，使用更宜谨慎。如何实现以最少的花费和最小的风险取得最大的效果?在仅以生活方式干预就能奏效的人群仅做生活方式干预，在生活方式干预难以奏效的人群才施以药物干预，这就涉及干预治疗的策略。可惜目前还没有人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模式方案。

近来我们分析胰岛素抵抗对生活方式(饮食、运动)干预在高危人群预防糖尿病作用的影响，发现此类干预治疗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受人群胰岛素抵抗程度轻重的限制，同时也受胰岛素分泌功能的影响。

我们按胰岛素敏感性指数1/〔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之中间值将284例IGT者分为胰岛素相对敏感(FPG×FINS＜114)及胰岛素相对抵抗组(FPG×FINS≥114)，结果发现虽然干预治疗在胰岛素抵抗及胰岛素敏感组都有效的降低了糖尿病发病率，但胰岛素抵抗组干预治疗效果较之胰岛素敏感组大为逊色：胰岛素抵抗组每百人年发病率下降了29%(对照组为16.3/100人年，干预组为11.6/100人年)，而胰岛素敏感组下降了43%(对照组为14.0/100人年，干预组为7.8/100人年)。

再将上述胰岛素敏感和胰岛素抵抗组按各自的胰岛素分泌指数(FBCI)=FINS/FPG的中值各分二组，就出现胰岛素敏感、胰岛素分泌功能较好组(A1组)；胰岛素敏感，胰岛素分泌功能较差组(A2组)；胰岛素抵抗，胰岛素分泌功能较好组(B1组)；胰岛素抵抗，胰岛素分泌功能较差组(B2组)。结果发现干预治疗后六年糖尿病发病率从A1→A2→B1→B2组分别为32.1%，43.1%，50.0%及55.6%，按100人年计算之发病率分别为6.6，8.9，11.0及12.0。在胰岛素敏感，胰岛素分泌功能尚较好的A1组干预治疗使糖尿病发病率下降47%(人年发病率下降49%)，而在胰岛素抵抗，胰岛素分泌功能也较差的B2组干预治疗仅使糖尿病发病率下降21%(人年发病率下降27%)。这种结果显示：那些胰岛素敏感、胰岛素分泌功能尚好的人群单纯生活干预治疗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而在胰岛素抵抗较为严重的人群(尤其是又伴胰岛素分泌较差者)则单纯生活方式干预效果较差，可能需加强干预治疗的强度，甚至需实行药物干预，显示了这些简单指数在糖尿病防治临床试验中预测干预治疗效率方面有实用价值，可作为IGT干预治疗分组的参考。与胰岛素钳夹技术及微小模型计算公式不同的是上述指数十分简单，只需测定空腹血糖及胰岛素，在经济上并不富裕的人群也可作较大规模的研究。如果做得好并较普遍地应用对推动简便、经济、有效的糖尿病预防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以IGT人群血糖水平或胰岛素水平分组可能是IGT干预治疗分组的另一种选择。但我们的同一分析结果显示：同一个空腹血糖为5mmol/L的IGT患者可能划入胰岛素较敏感、β细胞功能较好组，也可能划入胰岛素抵抗、β细胞功能较好组，其干预治疗后变成糖尿病的机率分别为32%和50%；同一空腹胰岛素为15mU/L的IGT病人，可能划入胰岛素较敏感、β细胞功能尚好或胰岛素抵抗、β细胞功能较差组，其干预治疗后发生糖尿病的机率为32%和55%。提示以空腹血糖和空腹胰岛素水平分组对IGT干预治疗后果预测不够可靠。

以体重指数(BMI)分组做干预治疗也可作为一种选择，但大庆的研究中表明BMI＜25组及BMI≥25组糖尿病发病率下降为40%和50%，差别也不甚明显。当然这些结果尚有待其它较大数量人群研究所证实，所以在干预治疗中如何分组以提高疗效减少花费可进行多种尝试，药物干预也有多种选择，包括有苗头的中药制剂。总的策略是使更多的IGT患者在干预治疗中受益，而在目前条件下进行设计严格的多中心样本较大的研究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全国糖尿病防治协作组. 1994年中国糖尿病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 中华内科杂志， 1997，36：384-389.

[2]潘长玉， 陆菊平， 田慧， 等. 首都钢铁公司成年人群糖尿病患病率调查， 中华医学杂志， 1995，75：409-411.

[3]向红丁， 吴伟， 刘灿群， 等， 1996年全国糖尿病流行病学特点基线调查报告，中国糖尿病杂志， 1998，6：131-133.

[4]Pan XR, Li GW, Hu YH, et al. Effects of diet and exercise in preventing NIDDM in people with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Diabetes Care, 1997,20:537-544.

[5]Melander A, Bitzen PO, Sartor G, et al. Will sulfonglurea treatment of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delay development and complications of NIDDM, Diabetes Care, 1990,13:53-58.

[6]Eriksson KF, Lindgarde F. Prevention of type 2 (non-insulin-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 by diet and physical exercise. The 6 years Malmo feasibility study. Diabetologia, 1991,34:891-898.

[7]Antonucci T,Whitcomb R,Mclain R,et al.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is normalized by treatment with the thiazolidinedione Troglitazone. Diabetes Care, 1997,20:188-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