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他任职的长沙太守衙门里悬壶济世，到清光绪年间岭南武术宗师黄飞鸿
在他开办的“宝芝林”药馆里治病救人，再到建国初期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应同仁堂之邀为患者望闻问切……一千多年来，“坐堂大夫，前厅看病，后堂抓药”这一中医行医的传统方式早已植根于国人脑海中。

但6年前，国家有关部门关于“严禁以‘坐堂医’、‘义诊’、‘医疗咨询’等名义非法开展医疗活动”的一纸禁令，在取缔了“医药销售代表冒充中医、肆意夸大病情、牟取不正当利益、贻误患者病情”等恶劣行为的同时，也彻底封杀了药店内“坐堂中医”这种形式。

记得当时《通知》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广泛争议。大多数中医专家一致认为：这样做无异于因噎废食，因为监管不善而抹杀中医的价值，这样做断了中医发展的一条“主路”。因为，中医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和经验性很强的学科，中医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是在“坐堂、带徒、医病”这种模式下取得的。我国历代名医大家，不仅精通医术、熟知中药，而且对中医药的经营形式进行了充分的实践。坐堂医生可以在实践中研制方药，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发掘认识新药、著书立说。而且老百姓一有点不舒服，一般都愿意自己买点药吃，可到底吃什么药、怎么吃却很难把握，在这方面，“坐堂中医”可以为患者提供专业的用药指导。因此，从百姓需求和中医药发展两个方面来说，“坐堂中医”还是不应该被“一棒子打死”的。

时隔6年，这一争论终于有了结果。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药品零售企业设置中医坐堂医诊所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12月1日起，在河北石家庄、辽宁沈阳、黑龙江齐齐哈尔、福建漳平、江西南昌、河南洛阳、湖南长沙、广东深圳、陕西宝鸡等9个地区展开为期4个月的试点。伴随这一既体现人文关怀又不失慎重考虑的新举措，“坐堂中医”终于又可以重出江湖了。

《半月谈》曾刊登过这样一件事，著名老中医吉良辰40多年在爱国人士章士钊先生家里为其诊病，碰巧遇见了周恩来总理，并有幸与周总理谈起了中医中药……令吉老记忆深刻的是周总理当时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现在不很好地学习中医，今后就有可能到国外留学中医。” 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可谓高瞻远瞩。因为近些年，中医从业人员的大幅减少，确切地印证了中医整个行业的萎缩。有关资料表明：上世纪初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为50万人，现在只有27万人，特别是随着一大批身怀绝技的名老中医的谢世，中医队伍已经后继乏人。而且，“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也未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以研究经费为例，中西医的投入比竟然悬殊到8.7：91.3！在中医药界，已经有人用“中国原产、韩国开花、日本结果、欧美收获”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中医现在的尴尬了。

当然，我国中医药今日之尴尬，绝不能全怪在当时那“一纸禁令”上。毕竟“坐堂中医”这一古老的经营模式已经暴露出与时代脱节的种种缺陷，一度因缺乏严格的自律和行业规范而催生出的种种弊端也给大家以深刻的教训和启示。说到底，“坐堂中医”绝对不能因一小部分“害群之马”而再次陷入失信于民的窘境了。一位评论人士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显然，“试点”将服务于民的意见提到了极高的地位，突出了“试点”对消费者带来的利益与弊端的权衡，也突出了事后监督的重要性。

百姓得方便、药店得实惠、中医得发展。“坐堂中医”重出江湖是件“一举三得”的大喜事，但如何保证“坐堂医不走样”的担忧也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命运掌握在药店和“坐堂中医”自己手里，在有效的监管体系下，以你们的实际行动做到严格行业自律、坚守职业道德将成为这次“试点”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