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医学科学取得巨大的进展，人类籍化学、免疫、抗生素疗法三大防治手段，基本上控制了以往主要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病，而诸如肿瘤、心脑血管等非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敌人，其中尤以肿瘤的危害为甚。

多年来，人们虽然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不少的进展，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但迄今肿瘤的危害仍未能被遏制。最近，人类基因组的公布预示着医学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疾病的防治方面正酝酿着新的突破。但科学的进步经常是步履维艰的，对于基础研究、预防学、治疗学的进展，无一不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从一个新思路发展到一个经临床验证确为成功的治疗方案或方法，需要积年累月的努力。相信通过癌症研究者和临床专家的不懈努力，我们离战胜癌症的目标已日臻接近。

一、 癌症流行趋势
20世纪后期近30年以来癌症发病一直呈上升的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1990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数约807万，比1975年的517万增加了37.4%。而1997年全球的癌症死亡数约620万，并且按目前的趋势预测，至2020年随着世界人口达80亿，将有2000万新发癌症病例，其中死亡人数将达1200万，且其中绝大部分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根据1973~1975及1990~1992两次全国范围内的死因调查，近20年期间，恶性肿瘤在死因中的构成比，也自12.6%升至17.9%。

恶性肿瘤的死亡率在此近20年期间呈上升趋势，共增长了29.4%，消除年龄构成不同的影响，增长率为11.6%。而且在此期间，我国主要恶性肿瘤的瘤谱也有变化，宫颈癌、鼻咽癌及食管癌都呈下降趋势，其中，以宫颈癌死亡率的下降最为显著，下降了64个百分点。而其他多种癌症均呈上升趋势，以肺癌、肺癌和胃癌为最甚，其增加的死亡率分别依次为147.4、62.4、及28.8个百分点。胃癌、肝癌、肺癌及食管癌仍是死因中最主要的4种恶性肿瘤，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74.3%。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各地生活环境及习惯均有差异，因此各种肿瘤的发病及死亡在各不同地区及城乡之间均不尽相同，具有各自不同的流行特点，试以我国死亡率最高的胃癌为例，20年来城市中胃癌的死亡率下降4.79%，而农村中的胃癌死亡率上升了4.99%（这或许是将贲门癌划归胃癌所致）。再以与食物及营养明显有关的乳腺癌及结肠癌为例，从调查中发现，近20年间城市和农村女性乳腺癌的调整死亡率分别下降了5.2%和12.2%，结、直肠癌的调整死亡率，在城市中仅上升3.6%，而乡村下降了5.2%。但据上海及北京两大城市的统计资料，近10余年来，结肠癌及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均以2.4%的速度较快增长，结肠癌已成为居男性第四位的常见肿瘤。由于近年来诊断水平有较大的提高，而该两肿瘤的预后又较好，疗效有较大提高，所以仅根据死亡率已不能正确反映我国恶性肿瘤的动态变化，而应有更多的省市实施肿瘤发病登记制度，盼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将有助于此一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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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我国癌症的发病趋势如何？下降抑或上升？可以预言，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内，将是发病及死亡率继续上升的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
人口老龄化：

我国近半世纪来，随着急性传染病的被控制，人口平均寿命也自1949年前的35岁增至1957年的57岁，以后逐年有所增长，至1997年已达70.8岁（男68.7，女73.0）。癌症的发病及死亡也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及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及环境的污染而有所增加，其死亡率占疾病死亡谱的顺位，也已自50年前的第9位，升至1957年的第7位，及90年代以来的第2位，甚至在某些城市已居首位。

吸烟导致癌症发病上升

现今约1／3癌症的发生与吸烟有关，美国男性1950年时已达到每日吸烟10支的暴露量，而中国男性在1952年时每日仅平均吸烟1支，直至1992年才达到每日10支的暴露量。另有估计，35~69岁因吸烟引起的死亡比，美国1950年为12%,1990年升至33%，而中国则在1990年时为12%，要到2030年才达到33%，因此中国人群不论是吸烟的暴露量，或是因吸烟导致的总死亡比，均较美国晚40年。以90年代初我国与美、俄、法等男性肺癌死亡率（1／10万）相比较，分别依次为24.0、57.2、72.5、47.3，中国显然较低。由于吸烟对肺癌人群归因危险度为75%（男），尤其80年代以后农村男性吸烟量急骤增加，甚至某些地区已超过城市，更以50岁以下的各年龄组为甚，考虑到吸烟者的比例及吸烟人群的暴露量，对全人口肺癌的延迟效应，以肺癌为主 与吸烟有关的癌症将在今后30年内会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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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城市化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膳食结构也均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尤以城市为甚。根据北京市的调查，粮、薯、豆类在食物结构中的比例，已自1962年的66.3%降至1992年的34.9%，而动物及油脂类，在此30年期间也相应的有明显增加，自2.8%升至23.1%，脂肪摄入量则自31.3克升至87.2克，提供热量的比例也由原14.9%增达31.5%，而全国平均的脂肪摄入量为58.3克，远较北京为低。城市与农村不同的乳癌及结肠癌发病率，以及城市中此两种癌症发病的急骤上升显然均与此有关。我国乳癌目前的年死亡率（1／10万）仅3.5，而美、德均已达33.7及44.2，远较我国为高，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趋势，乳癌的死亡率也将会增加。

工业化进程导致瘤谱改变

我们再将我国男性癌症的死亡率（1／10万）与工业化国家作一比较，试以1992年为例，我国为134.9，日、美、俄、法、德分别为234.2、221.5、238.6、307.6及273.4，均明显的高于我国。因此，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如不采取措施，癌症的死亡率也将会随之而上升。而且还应指出的是目前我国癌症的瘤谱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但也已出现随着生活方式、饮食结构以及生存环境的演变，瘤谱也正在出现逐渐西方化的变化。可以预测在今后二、三十年期间，胃癌及肝癌的发病率虽会缓慢下降，但将仍维持较高水平，食管癌及宫颈癌的发病率将会逐渐下降，而且幅度会较大。肺癌的发病率在全国范围内将继续急剧上升，在近期内将成为我国发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而大城市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乳癌及结肠癌也会有大幅度增加，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肿瘤。其他如胰腺癌及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也将会出现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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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癌症的预防

从内经的"上工治未病"到现今的"预防为主"，这一与疾病作斗争的战略思想，长期来贯穿于我国的医学发展史，同样也反映在肿瘤防治工作中，回顾我国肿瘤预防工作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 初期起动阶段（1949~1974）

50年代后期，随着急性传染病的被控制，疾病谱开始出现了变化，恶性肿瘤的危害日益加重，1958年提出了食管癌、宫颈癌等六种肿瘤为我国须重点防治的常见肿瘤。是年即组织了持续至今的全国宫颈癌普查，且取得显著成绩。以北京为例，现今宫颈癌的死亡率仅为四十年前的1／8。次年，由吴英恺教授组织了华北四省一市的食管癌防治研究，设立了防治点，成为具有我国特色的肿瘤高发区现场防治点的先驱。1969年我国召开了首次全国肿瘤工作会议，周总理明确提出"肿瘤可防可治，要全体人民受益"的指导方针，揭开了全国有组织地防治肿瘤的序幕，成立了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开始了全国范围内以肿瘤为主的全死因调查。

这阶段虽属起动阶段，但明确了肿瘤防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创建了防、治、研三结合，现场防治点的形式。开展了颇有成效的群众性宫颈癌普查。这些对今后的工作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 调研、探索阶段（1976~1985）

在死因调查的基础上，基本掌握了我国常见肿瘤的流行情况，出版了恶性肿瘤"地图集"，组织了全国九大肿瘤防治协作组，进行了较广泛的流行病研究，在全国建立了食管癌（河南林县、四川盐亭、山西阳城、河北磁县）、宫颈癌（江西靖安、陕西洛阳）、胃癌（山东临朐、辽宁庄河、甘肃武威）、肝癌（江苏启东、广西扶绥）、鼻咽癌（广西梧州、广东中山、四会）、大肠癌（浙江海宁）、肺癌（云南云锡）16个癌症高发现场。基本掌握了我国常见肿瘤的主要病因、危险因素及保护因素，特别是对食管癌的亚硝胺病因、鼻咽癌的病毒病因、肝癌的黄曲霉毒素病因以及遗传因素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针对各种不同肿瘤开展了群众性改水、防霉、去胺、补硒、治增生、改变不良饮食习惯等相应的综合性预防研究。坚持开展全国近800万人的宫颈癌普查，在万名以上的检出病例中，原位及Ⅰ期癌占70%，患病率（1／10万）也自首次普查的227.1降至三次普查的99.8及五次普查的23.1，在此成绩鼓舞下，又建立了食管拉网、细胞学检查、乳腺X线实质分型、大便潜血试验、胃液多项指标、血清EB病毒多项抗原抗体反应检测、aFP检测等一系列针对各肿瘤普查的初筛方法，并建立了各常见肿瘤的优化筛查方案。对各常见肿瘤的早期发现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小肝癌的概念。这些尝试不但为今后更深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而且培养了一支实力雄厚、包含各学科多层次的肿瘤专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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