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出生体重是新生儿患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影响因素^［1］。发达国家的低出生体重儿以早产儿为主，而发展中国家以宫内发育迟缓为主^［2］。1986年至1987年，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表明，我国低出生体重儿也以宫内发育迟缓为主^［3］。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的危险因素，1987年至1995年，我们对上海市2个区7 872对新婚夫妇的生育状况进行了为期5年的随访，现将有关足月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从1987年8月至1988年8月，将上海市卢湾和虹口2个区所有领取结婚证书的初婚夫妇分为两组，组1为夫妇计划于婚后1个月要孩子，组2为夫妇无此意愿。

2.方法：各组按登记的时间，随机抽选1/8为调查对象，并于婚后3个月、15个月和5年各随访1次，3次分别随访了7 872、7 826和7 693对夫妇。分析时根据抽样的比例对样本进行加权。7 693对夫妇加权后为7 712对。随访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因素、生殖避孕史、婴幼儿健康和教育状况、夫妇健康史、5年内家庭变化情况等。

3.统计学分析方法：所有数据输入计算机。采用χ²、趋势卡方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对足月、单胎、活产低出生体重儿(TLBW)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经筛选，最终选择了17个变量进入多元分析，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计算了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PAR%)。统计软件为Epi Info 和SPSS。

二、结果

1.平均出生体重和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在7 712对夫妇中，有138对因双方出国而无新生儿资料，477对婚后5年仍未生育，在已生育者中有37对双胞胎，7 060个活产单胎。单胎平均出生体重3 283 g，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为3.5%(245/7 060)。早产儿523例，平均出生体重2 960 g，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为21.2%(111/523)；足月儿6 537例。平均出生体重3 309 g，TLBW发生率为2.0%(134/6 537)，TLBW占低出生体重儿总数的54.7%(134/245)。

2.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经χ²和趋势χ²分析，(1)在社会心理学因素方面，妻子对婚姻不满意程度越高，丈夫受教育程度越低，TLBW危险性越高。孕期与父母一起吃住、妻子妊娠前3个月情绪不良和孕期主要由妻子承担家务，也具有统计学意义。(2)在生物学因素方面，妻子月经初潮年龄＞16岁，生育年龄＞29岁、体质指数＜19.8、孕前较严重的疾病史、妊娠并发症、孕期体重增加少于孕前体重的20%、人工流产和死胎死产史也是TLBW的危险因素。而且，随着妻子生育年龄增大、体质指数和孕期增重的下降，TLBW的危险性显著增高。

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选择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共17个变量进入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与单因素分析结果不一致的是妻子对婚姻满意度一般和妊娠前3个月内情绪不良的TLBW危险性处于统计学意义的边缘，而妻子受高、中等教育，其子女TLBW的危险性显著低于受大专及以上教育者。在生物学因素方面，各变量的显著性大小和方向与单因素结果基本一致。

人群暴露比例较大的变量，如孕期与父母一起吃住、丈夫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和孕期增重少于孕前体重的20%，PAR%较大。而相对危险度较大、人群暴露比例较小的如死胎、死产史和人工流产史，PAR%则较小。

三、讨论

1.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变化：本研究结果显示：单胎活产低出生体重儿和TLBW的发生率分别为3.5%和2.0%，均低于1986～1987年全国平均水平(6.4%，3.5%)和同期上海水平(5.1%，2.6%)^［3］，其原因可能是，文献报道的低出生体重儿包括了死胎和死产，还可能包括了双胎和多胎，而本研究仅限于单胎活产。本研究中TLBW占整个低出生体重儿的54.7%，与文献［3］报道(全国55.9%，上海52.2%)和北方八地区调查结果(52.1%)^［4］基本一致，而发达国家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病原因以早产为主。尽管上海在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TLBW仍是低出生体重儿预防的重点。

2.社会心理学危险因素：一般认为，孕妇与父母一起吃住可以减少家务劳动并得到更好的照料。但上海有别于其他地方，与父母一起吃住的夫妇一般经济、卫生和住房条件相对较差，调查结果，该因素反而增加TLBW的危险。教育可能是一个间接影响因素。本研究发现，丈夫受教育程度高，子女TLBW的危险性低，而妻子教育程度不尽如此。在我国，男性一般为一家之主，其教育程度通常与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成正相关，女性则不完全如此，同时女性作为生育的直接承受者，受影响的因素更为复杂。本研究结果可能受其他未知因素的影响，而未能真实反应妻子教育水平与TLBW的关系。妻子对婚姻不满和孕期承担过多的家务劳动都可导致TLBW增高，表明降低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不能单从医疗卫生方面去努力，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也应是重要方面。

3.生物学危险因素：本研究发现，妻子初潮年龄＞16岁者，其子女TLBW的危险性是初潮年龄14～16岁者的2.1倍。一般认为，月经初潮推迟与体弱或营养不良有关^［5］。因此，女性早年身体健康状况对后代TLBW的发生可能有较大影响。对于生育年龄，多数研究者认为不是TLBW的直接危险因素，因为生育年龄往往与产次和孕次密切相关，而产次和孕次被认为是低出生体重的危险因素^［2］。本研究观察对象都是初育夫妇，结果受产次的影响很小。在多因素分析时，引入不良妊娠结局这一变量对孕次进行调控，结果仍表明，女性生育年龄＞29岁，仍是TLBW的危险因素。

通常母亲的身高和(或)体重对TLBW有重要影响^［2］，本研究结果表明，体质指数小、孕期增重低是导致TLBW的重要危险因素。影响体质指数和孕期增重的主要因素是遗传和营养。因此，应加强孕前与孕期营养指导以预防TLBW。此外，本研究结果还表明，预防孕前与孕期各种疾病也是降低TLBW的重要手段。

4.群体水平预防TLBW：降低TLBW发生率更重要的是从群体水平进行预防，因此，对于干预的因素除了要考虑本身的危害性，还要考虑该因素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PAR%即是这样一个评价指标，其含义为人群中由于暴露于某因素所致疾病占人群发病的百分比。如死胎死产的PAR%为3.2%，即通过降低死胎死产率最多能降低TLBW发生率的3.2%。根据本研究结果可以认为，经济和居住条件、教育水平、孕期营养是降低人群中TLBW发生率最重要的干预因素；其次是改善夫妻关系、增强青少年身体健康、避免高龄妊娠、预防各种严重疾病和妊娠并发症、加强对孕妇的照料以及预防人工流产和死胎死产。从干预的时期来讲，孕期主要为加强孕妇营养、预防孕期并发症，并减轻孕妇的劳动和改善夫妻关系。长远的措施是要提高人们教育水平、改善生活质量、避免高龄妊娠、预防各类影响身心健康的疾病、降低人工流产和死胎死产率，这样才能降低上海乃至全国TLBW的发生率，提高全民族素质。

本研究获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发展与培训特别规划署资助(基金编号：WHO 97171)

参考文献

1，McCormick H. The contribution of low birth weight to infant mortality and childhood morbidity. N Engl J Med 1985, 312: 82-90.

2，Kramer MS. Determinants of low birth weight, Methodological assessment and meta-analysi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7, 65: 663-737.

3，中国出生缺陷监测协作组. 中国低体重儿79 515例分析. 中华妇产科杂志，1991， 26： 338-341.

4，八省市新生儿协作组. 北方八地区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的调查. 中华妇产科杂志，1992， 72： 456-458.

5，乐杰，主编.妇产科学.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19.

(收稿日期：1999-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