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五十周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心血管病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冠心病专业领域亦不例外。在这段时间内，我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从无到有，通过大规模人群抽样调查和疾病监测，探明了我国冠心病流行情况和趋势及发病危险因素，并初步取得了人群预防的经验。冠状动脉造影在较大型的城市医院已基本普及，使冠心病诊断水平明显提高，并促进了冠心病无创诊断方法的发展。冠心病监护病房(CCU)的普遍建立及有效的抗心律失常药物和电除颤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急性心肌梗塞(AMI)溶栓治疗的普及，使AMI病死率由五十年代的25%～35%下降至现在的10%以下。冠心病介入性治疗作为冠心病血运重建的有效手段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逐渐开展，近几年发展更为迅速。由于对心绞痛发作病理生理认识的深入及抗心肌缺血药物、调脂药物、抗血小板制剂及抗凝药物的进展，对冠心病、心绞痛(包括不稳定性心绞痛)的治疗也取得显著进步。随着基础医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展，我国脂蛋白和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并取得可喜的成绩。现将这些领域的主要进展简述如下。

一、冠心病流行病学研究的成就

(一)通过人群抽样调查和疾病监测，对我国冠心病流行情况和趋势已有初步了解

1.通过人群抽样调查获得一些冠心病患病率和发病率的资料：我国对冠心病流行病学的调查是十分重视的。早在1965年黄宛曾组织不同省市的居民、工人、农民、牧民以及渔民进行冠心病患病率及危险因素进行调查。70年代在全国范围4.12%^［1］，上海3.18%，首钢男工1965年患病率为4.4%，1973年5.23%^［2］；少数民族间差别较大，如蒙族为15.6%，新疆维吾尔族为11.74%～14.78%，但贵州苗族仅1.65%。1987年南京报道对年龄35岁及以上778名随访5.19年，冠心病平均年发病率为1.04%^［3］。1991年全国第三次高血压抽样调查时通过询问方法，得出我国年龄15岁以上心肌梗塞患病率男性为215.63/10万^［4］，女性为151.07/10万，男女性平均为181.60/10万。70年代由于冠心病诊断水平有限和诊断标准的不一致，使有些患病率结果的可比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2.MONICA人群疾病监测研究，提供了我国冠心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现况：1974年吴英恺引进WHO所规定的方法在首都钢铁公司66841名人群中进行疾病监测和登记，1976年首次报告该人群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率为28.4/10万，死亡率为14.9/10万。1982年报告该人群1974～1980年7年间心肌梗塞平均年发病率为27.9/10万(男性36.1/10万、女性19.0/10万)^［5］。1984年北京心肺血管研究中心牵头组织多省市心血管病人群监测协作研究，采用WHO MONICA方案规定的方法和标准，监测总人口约500万，自1987～1993年提供了我国35～64岁人群冠心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与国际相比我国冠心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尚属较低水平。在17个不同省市的人群中冠心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北方省市高于南方省市，最高为山东青岛，男性发病率为108.7/10万，最低为安徽滁县发病率为3.3/10万，二者发病率相差32.9倍，死亡率相差17.6倍^［6］。另一组报告1991～1994年我国14组有代表性的人群(25～74岁)冠心病事件标化发病率男性1/10万～183/10万^［7］,女性0～113/10万，再次表明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别。

(二)影响我国冠心病发病和死亡的危险因素的研究已有初步结果

70年代在进行冠心病患病率调查时也做了一些与生活方式有关的发病危险因素的调查，但这些横断面的资料对评价疾病的因果关系有它的局限性。1987年南京报告用多元逐步回归得出：心电图运动试验阳性、父母有冠心病史、甘油三酯(TG)增高，平均血压增高、职业性精神紧张及血清总胆固醇(TC)增高等是影响冠心病发病的6个主要危险，并提出遗传与精神、神经因素在冠心病发病中不可忽视，这些与既往回顾性调查结果相一致。1991年北京一组冠心病危险因素前瞻性研究结果^［8］，报道血压、血清总胆固醇及吸烟与冠心病的关系，用Cox回归分析5298名男性工人随访8.38年得出冠心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随血压和TC水平升高而增高，即使收缩压(SBP)在正常高限120～139mm Hg(1mm Hg=0.133kPa)，舒张压(DBP)在80～89mm Hg，对冠心病发病的影响强度也大于SBP＜120和DBP＜80mm Hg的人群。当控制年龄和SBP后将TC分为＞6.24mmol/L、5.2～6.2mmol/L组，冠心病发病率分别是＜5.2mmol/L组的3.2倍和1.9倍。既往横断面调查吸烟与冠心病患病率无关，本组资料表明单因素分析未见吸烟与冠心病有关，但当TC＞5.2mmol/L时，冠心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随每日吸烟支数增多而升高。陈镇明等^［9］对上海9201名随访8～13年结果表明，即使在血清胆固醇较低的人群中，冠心病死亡率与血清胆固醇水平呈正相关^［9］，最高水平组相对危险是最低水平组的4倍。近期报道14组人群1991～1995年随访观察^［10］前瞻性结果表明舒张压升高和体重指数(BMI)增加是该组人群脑卒中的发病危险因素，而DBP、BMI、TC升高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与冠心病发病显著关联。另值得提出的是，我国在血脂与冠心病关系方面已做大量工作，如北京的北京医院、阜外医院和安贞医院作为质控中心为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疾病监测和临床药物试验做了重要贡献。李健斋已报告我国儿童血脂正常值。1996年报道我国不同地区14251名TC平均水平，男性为3.9～5.2mmol/L,女性为3.8～5.2mmol/L,人群中TC＞5.2mmol/L,男性6%～44%,女性5%～42%^［11］。与高血压患病率和血压均值不同，TC均值无北高南低趋势，但与经济水平有关，如广州报道1983～1984年至1993～1994年10年中城市居民TC升高0.28mmol/L,农村升高0.51mmol/L,TG分别都升高0.46mmol/L^［12］,指出TC升高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降低对冠心病发病将会产生不良影响，并认为血脂升高是由于广州人群膳食结构改变所造成。近年来，膳食对心血管病的影响越来越被重视，1998年Stamler等^［13］指出在多数工业化国家不良饮食类型、吸烟、血清胆固醇和血压超过理想水平是冠状动脉-心血管病(CHD-CVD)4个明确的、对发病有较大影响并经得起一级预防和对照检验的危险因素，作者将不良饮食类型列为首位。我国在研究膳食与心血管病关系方面已做大量工作，如规定膳食调查方法，已有多个人群膳食调查的基线资料，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过去那种高钠、低胆固醇、低蛋白的膳食结构在一些富裕地区正在改变。北京45～64岁人群在8年中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增加11.4克^［14］，脂肪摄入量增加5.2克，胆固醇摄入量增加61.8mg/d,P/C比值由0.8增加到1.1。虽然有些营养素的改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但脂肪和胆固醇摄入量增加是冠心病发病的重要危害因素。

我国在病理方面对冠心病发病南北地区差异等也做了大量工作。1983年曾报告7159例冠状动脉尸检资料，得出本组资料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较1949年相同年龄组的病变提前10年；动脉粥样病变有明显的地区差别，秦淮河以北比秦淮河以南病变也约早10年^{［15，16］}。病理结果同样提出随着生活改善，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日趋重要。另外，随着遗传学研究方法的成熟和发展，以家系为基础的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研究在国内已见报道。

(三)冠心病人群预防已有初步经验

70年代在进行冠心病患病率和危险因素调查时已强调“边调查边防治”的指导方针。至80年代中期在北京一组工人，陕西汉中地区农民中开展设有对照组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多因素综合干预，其目的是探索在我国人群中开展心血管病一级预防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总结适合中国国情的防治经验便于推广。1986～1990年通过卫生宣传教育，指导群众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如戒烟、减盐、减重等，同时加强对高血压患者的检出和治疗，4年干预结果得出在我国人群中开展心血管病的人群防治虽有较大难度，但仍是可行的、有效的。特别是首钢人群通过20年综合干预后1982～1991年较1974～1981年脑卒中、急性心肌梗塞标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下降36.40%、60.01%和23.60%、53.54%^［17］。

近期国家“八^．五”攻关心脑血管病高发社区40万人群(干预与对照各半)4年综合干预研究得出，在干预区的脑卒中发病率较干预前下降21.4%,死亡率下降33.2%,干预区冠心病4年平均死亡率为32.8/10万，对照社区则为44.8/10万，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18］。发病率与死亡率的下降和人群卫生知识水平的提高与危险因素水平下降有关^［19］。冠心病的二级预防也已开展，由北京阜外医院牵头有66家医院合作，预计观察6000例用血脂康预防心肌梗塞再发的为期5年的大型临床药物试验正在进行。

另外，值得高兴的是通过广大医务人员近30年来的不懈努力，通过深入人群调查和防治等工作的实践，目前我国已有一支素质较好、有献身精神的队伍，已掌握可与国际接轨的人群调查方法和干预措施，并有一批基础较好的人群防治基地，已初步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可供借鉴和推广的防治经验。这些将为我国在下一世纪进一步开展心血管病的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脂蛋白与动脉粥样硬化

脂蛋白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是研究热点，我国对冠心病发病机制的基础研究，大部分也集中于这个领域。

(一)氧化脂蛋白

80年代末Steinberg提出脂蛋白氧化修饰假说后，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