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患病人数众多，是一个各级卫生部门和医学工作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卫生保健问题。我国高血压研究只是在共和国诞生之后，尤其是近20年，在高血压流行病学基础上和临床研究方面获得了蓬勃发展，取得了可喜的经验和成果。高血压的发病与人民生活、生产劳动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了解高血压在我国流行趋势是防治的前提。50年来我国高血压流行病学研究硕果累累，为我国卫生部门制定对高血压病的防治对策，提供了详实、可靠的依据。高血压的发病因素与机理十分复杂，尽管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仍须进一步阐明。多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工作者作了大量工作，已使我国的高血压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在分子生物学领域与国外同步，达到国际水平，有的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血压临床研究是建立在流行病学和基础研究的基础上，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国际先进经验，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尤其在抗高血压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国际上已占有一席之地。

一、高血压流行病学的研究进展

1.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和发病趋势:我国心血管病的人群调查研究是从高血压调查开始的。但在80年代以前，由于调查方法和诊断标准的不统一和未标准化，故所得数据很难利用亦无法与国际资料相比较。1979年在高血压，脑卒中，冠心病流行病学及人群防治工作讨论会上制定了《常见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及人群防治工作1979-1985年规划》，并于1979及1980年秋季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诊断标准和测量方法对15岁及以上城乡人群进行了高血压抽样调查，共计调查90个城市，208个农村地区，总人数达4012128人，这是我国第一次科学地全面地掌握了高血压病的流行情况^［1］。结果显示：年龄调整的确定高血压［SBP≥160mmHg和(或)DBP≥95mmHg］总患病率为4.67%，地区间变异很大，在2.44%～17.78%之间；临界以上高血压［SBP＞140mmHg和(或)DBP＞90mmHg］总患病率为7.73%，地区间变异在4.75%～22.33%之间；当时高血压分布的特点是，北方高于南方，城市高于农村，省或市工业化的程度越高，城乡患病率的差别越大。调查还发现，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拉萨藏族，内蒙锡盟蒙族和延边朝鲜族，高血压患病率很高，确诊高血压在10%以上。据此估计，80年代初，我国有临界以上高血压患者约5000万。因此次调查不仅提供了高血压的患病情况，而且为我国心血管病的流行病学研究打下了基础。80年代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社会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了解在此种条件下高血压患病率的变化趋势，1991年再次组织了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2］，此次调查采取了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按不同类型地区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人群，并加强了血压测量和其他调查项目的质量控制；结果表明，按当时世界卫生组织的诊断标准，临界及以上高血压［SBP≥140mmHg和(或)DBP≥90mmHg，以及调查前2周内服用降压药者］患病粗率为13.58%,按照世界人口标化的患病率为13.49%。如按照80年代调查时所用的诊断标准和标化方法计算，临界以上高血压患病率为9.41%，比1979～1980年的7.73%上升了约25%^［2］。高血压患病的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依然存在，根据这次调查估计，90年代初我国约有高血压患者9000万以上。调查结果还显示，在高血压患者中，知晓率为26.3%，接受药物治疗率为12.1%，但控制率(BP＜140/90mmHg,或BP＜160/95mmHg并现服用降压药)只有2.8%。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城市高于农村，确诊的高血压患者高于临界高血压者,由此提示高血压的人群防治是当前的迫切任务^［3］。

中美心血管病和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对北京和广州中年（35～59岁）队列人群随访4年显示，基线调查时血压正常者，高血压的年龄调整发病率北京男性约19%～20%，女性约13%～14%，广州约在4%～5%，唯农村男性发病率较高。平均年发病率北京约5%，广州约1%～2%^［4］。我国10组人群5年随访研究也显示临界及以上高血压年发病率男女性分别为3.3%和2.7%。我国已有高血压患者9000万以上，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新发病例，提示除需积极开展人群高血压管理和治疗外，更应注重高血压的一级预防。

2.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及其特点:自80年代以来，对中国人群中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因素进行了较多研究，也参加了一些国际的多中心的流行病学合作研究。人群间生态学对比研究，横断面研究和队列随访研究一致表明超重、饮酒和高盐膳食是我国高血压发生的危险因素，例如1986年一项我国多中心的合作研究表明，在12个中国人群调整了年龄和体重指数后，人群的平均9小时夜尿钠排出量与人群的血压均值呈显著正关联^［5，6］；1989年我国10组人群研究显示样本人群平均每人每天的膳食钠摄入量和钠/钾比值与人群的收缩压及舒张压均值呈显著正关联^［7］。其中3组人群（山西农民，广西农民，浙江渔民）研究还显示，个体的24小时尿钠和膳食钠摄入量和钠/钾比值与血压呈显著正关联^［8］。

中美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对高血压的发病因素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显示基线血压水平，体重指数，体重的变化，持续饮酒是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因素；基线时体重指数每增加3，男性和女性高血压发病的相对危险分别增高50%和57%，随访期间体重每增加3.7kg，男女性高血压的发病危险分别增高35%和38%，持续饮酒比不饮酒者，高血压的发病危险增高40%和50%^［4］。说明高钠低钾膳食，体重超重或增长过快以及持续饮酒是中国人群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因素，这和西方人群相似，但中国人群又有其特点。首先有中国3个人群（北京、天津、广西）参加的INTERSALT研究显示，这3个中国人群平均24小时尿钠排出量比其他45个研究人群的均值显著为高（206mmol比163mmol），但平均血压水平却比其他人群的均值为低，这可能由于中国人群的体重指数和饮酒率及饮酒量低于其他人群，但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人群的血压随年龄上升的斜率显著大于其他45个研究人群，因此到50岁以上年龄组，中国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已十分接近其他研究人群；表明中国人群长期暴露于高盐摄入对血压有明显的不良影响。目前中国人群体重指数虽尚显著低于西方人群，但体重指数对高血压发病仍然有因果关系，且并没有阈值，提示在较低体重指数的人群，超重仍然是高血压的发病危险因素。长期暴露于高钠摄入对中国人群血压的显著不良作用与中国膳食结构有关。中国的膳食与西方膳食相比虽然是低脂肪，低饱和脂肪和低胆固醇，有利于保持血清胆固醇和体重指数在较低水平，但同时，中国低钙，低钾，低动物蛋白质食膳，又促进了钠的升血压作用。10组人群研究显示，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和体重指数后，人群平均每人每天膳食钙摄入量（mg/1000kcal）以及动物蛋白质摄入量（%kcal）与收缩压均值呈显著负关联^［7］；3组人群研究表明在膳食钙摄入量低于中位数的人群组（钙摄入量平均156mg/1000kcal），个体钠摄入量和钠/钾比值与收缩压呈显著正关联，但在钙摄入量高于中位数组（钙摄入量平均328mg/1000kcal）则膳食钠及钠/钾比值与血压的关联不复显著，表明膳食低钙可促进钠的升血压作用，中国膳食普遍低钙，这是促进高血压发病的因素之一^［8］；同一研究还显示个体的动物蛋白质摄入量，24小时尿中硫酸盐水平（反映含硫氨基酸摄入量）以及血清和尿中与动物蛋白质有关的氨基酸浓度均与血压呈显著负关联，提示动物蛋白质是中国人群血压的保护因素。以上研究显示，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中国膳食结构有诸多促进血压升高的因素，而缺少保护因素，这可能是长期暴露于高钠的中国人群血压随年龄增长的斜率大于其他人群的原因。在首钢工人人群的有对照的减盐试验证明，通过减少工人食堂烹调用盐量的干预措施，2～3年后，即可见干预厂人群的血压水平显著降低，干预8年后干预厂比对照厂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净下降2.5mmHg和2.2mmHg（不包括高血压患者）。这些研究不仅表明了中国人群高血压危险因素的特点，而且提示对高血压进行一级预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3.血压升高对脑卒中和冠心病发病的影响:血压升高在中国人群内也和其他地区人群一样，是脑卒中和冠心病发病的危险因素，这从生态学分析和前瞻性研究都得到了证明。14组人群生态学分析显示，人群的血压均值和脑卒中以及冠心病发病率呈显著正关联，人群的舒张压均值每相差5mmHg，冠心病发病率相差15.6/100000，脑卒中发病率相差47/100000，舒张压，血清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体重指数均值可共同解释冠心病发病率地区变异的77%；舒张压均值和体重指数均值可共同解释脑卒中发病率地区变异的65%^［9］。首钢男工的前瞻性研究显示，人群的高血压发病率随血压水平的上升而增高，收缩压120mmHg～139mmHg冠心病发病率为＜120mmHg者的1.6倍，140mmHg～159mmHg者为2.3倍，＞160mmHg者为2.8倍^［10］。我国10组人群前瞻性研究，Cox分析结果表明，收缩压每增加10mmHg，冠心病发病的相对危险增高28%，舒张压每增加5mmHg，冠心病发病的相对危险增高24%，说明血压升高是我国人群冠心病发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11］。同样10组人群研究也表明，收缩压每增加10mmHg，出血性脑卒中相对危险增高54%，缺血性脑卒中相对危险增高47%。有我国队列人群参加的一项东亚人群合作研究显示“通常的（usual）”(即经过矫正回归稀释效应后)舒张压水平每降低5mmHg，脑卒中相对危险降低44%，其作用强度大于在西方人群（34%）^［12］。以上研究结果提示加强高血压防治是预防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关键环节。

二、高血压基础研究

1.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我国高血压病的基础研究始于1958年，当时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