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42岁。于1994年8月16日第1次入院。患者入院前出现发热、咽痛、头痛，用青霉素等药物治疗后热退，渐感头昏、乏力、面色苍白，无出血倾向及骨关节疼痛。查体：重度贫血貌，皮肤、粘膜无出血点，胸骨无压痛，心、肺正常，肝、脾淋巴结无肿大。Hb 40g/L, WBC 2.2×10⁹／L，BPC 135×10⁹／L，Ret 0.005，外周血偶见幼稚细胞。5例骨髓穿刺髂骨均为干抽，胸骨骨髓示，增生活跃，原粒0.130，早幼粒0.145，中幼粒0.175，晚幼粒0.100，杆状核0.240，分叶核0.130，早幼红0.005，淋巴细胞0.165，单核细胞0.010。未做骨髓活检。入院后用胸腺肽及先锋Ⅴ号静滴，自觉症状开始好转。9月1日Hb 60g/L,WBC 3.5×10⁹／L，BPC 187×10⁹／L，髂骨骨髓增生活跃，原粒0.020，中幼粒0.050，晚幼粒0.180，杆状核0.190，分叶核0.180，嗜酸0.005，早幼红0.055，中幼红0.245，晚幼红0.135，淋巴细胞0.090，单核细胞0.005。好转出院。出院后约1个月复查血象正常。

1995年5月于感冒后又出现头昏、乏力，血象提示为贫血，未行骨穿及骨髓活检，门诊输血一次，未经特殊治疗，约半月症状改善，1个月后复查血象正常。

1995年9月19日，因头昏、乏力半月，发热伴肛周痛10天而第2次入院。查体：体温38.2℃，重度贫血貌，未见皮下出血点，皮肤、巩膜无黄染，浅表淋巴结无肿大，胸骨无压痛，心、肺无异常，肝大右肋下3.0cm，质软，脾未及，肛周皮肤红肿，可见破溃，触痛明显。Hb 35g/L, WBC 1.0×10⁹／L， BPC 98×10⁹／L, Ret 0.002, ALT(GPT) 1583.65nmol*s^－1／L (正常值 ＜616.79nmol*s^－1／L）。先后行7次骨髓穿刺(包括胸骨2次)，均为干抽，骨髓病理显示骨髓纤维化伴有原始粒细胞极度增生。入院后经输血、保肝、抗炎、对症治疗，症状无好转，高热持续不退，血象继续下降。10月12日Hb 35g/L,WBC 1.0×10⁹／L，BPC 25×10⁹／L，出现肛周脓肿，行切开引流及大剂量抗生素治疗。10月19日起热退，血象开始恢复，Hb 55g/L, WBC 0.6×10⁹／L， BPC 64×10⁹／L。11月19日Hb 100g/L, WBC 2.8×10⁹／L，BPC 128×10⁹／L，骨髓象示增生明显活跃，原粒0.005，早幼粒0.005，中幼粒0.145，晚幼粒0.110，杆状核0.175，分叶核0.075，嗜酸0.025，早幼红0.005，中幼红0.120，晚幼红0.255，淋巴细胞0.090，单核细胞0.005，浆细胞0.005。骨髓病理示骨髓纤维化伴有粒、红、巨三系增生。住院期间行多系统、多方面检查均正常，12月4日血象正常，治愈出院。

1996年2月6日又因咳嗽、咽痛伴苍白、乏力半月第3次入院。入院时重度贫血貌，皮下少许出血点，肝、脾、淋巴结不大，Hb 30g/L, WBC 0.3×10⁹／L，BPC 21×10⁹／L, Ret 0.001。骨穿多次(包括胸骨)均为干抽，骨髓病理同1995年9月。入院后行输血、抗炎、对症治疗无好转，先后发生蜂窝组织炎、支气管炎、化脓性扁桃体炎、阑尾炎及腹膜炎等，用多种抗生素及输血治疗，血象恢复不显著，4月27日Hb 80g/L, WBC 0.3×10⁹／L，BPC 45×10⁹／L，转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治疗后血象逐渐恢复正常，骨髓象大致正常。微小病毒B₁₉(+)。骨髓病理显示，骨髓纤维化伴粒、红、巨三系增生。诊断为骨髓纤维化伴急性造血功能停滞，于1996年5月好转出院。

1996年7月28日又因苍白、乏力5天伴意识障碍1天第4次入院。查体：意识模糊，重度贫血貌，周身散在出血点及瘀斑，齿龈及鼻出血，双肺布满干、湿口罗音，全腹轻度弥漫性压痛。Hb 50g/L,WBC 0.8×10⁹／L， BPC 9×10⁹／L，Ret 0。因患者状态差，未行骨髓穿刺。经抗炎、输血、对症治疗无效，于7月19日因脑出血死亡。

(收稿：1997-06-20修回：1997-10-27)

(校对：张吉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