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阻断促炎性细胞因子
在IBD病理过程中重要的促炎细胞因子有IL-1,IL-2,IL-6,IL-8,IL-γ,IL-α等,其中研究较多的是TNF-α。
1.1 TNF单克隆抗体
1.1.1 Infliximab:Infliximab是鼠-人嵌合体TNF-α的单克隆IgG抗体,能有效而快速地中和TNF-α,同时减少促炎细胞因子IL-1,IL-6和TNF-γ及抗细胞间粘附分子,其可能通过与膜结合TNF-α交联以及调节表达TNF-α细胞的溶解而发挥作用,后者是作用得以持久的原因。抑制TNF-α也预防了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1和MMP-3的分泌,这些酶导致基质破裂和粘膜溃疡。一项开放的Infliximab研究表明,其对类固醇激素耐药的克隆病(CD)患者效果良好。有安慰剂对照的试验结果表明,单次输注一般剂量5mg/kg,可缓解80%活动期CD患者的症状4个月。在另一项随机、多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中,Present等证明了5mg/kgInfliximab便CD患者愈合瘘管的疗效高于安慰剂(68%比26%),P=0.0002)[1]。
1.1.2 CDP571:CDP571是一种人化的TNF-α单克隆抗体,是唯一经过临床试验并在临床使用的另一个抗TNF-αIgG4,其对循环TNF-α具有高亲和力,也能与膜结合TNF-α结合。有报道,CDP571有助于改善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临床症状,乙状结肠镜评分;对于CD患者,CDP571的临床效果似不如Infliximab,但在治疗2周后能显著降低CD活动指数、血沉和血清IL-1,其可能对难治性CD的短期治疗有效,然而而其使用范围仍需明确[1,2]。
1.2 TNF抑制剂
1.2.1 沙利度胺(Thalidomide):该药能抑制TNF-α的产生,抑制辅助T细胞(Th1)的活性及增加Th2细胞因子IL-4和IL-5的释放,病例报道提示,该药对难治性口腔CD有效,其疗效在开放性研究中也得到证实。鉴于该药的毒副作用大,其在IBD治疗中的获益须同上严格监测的临床试验进行评估[1]。
1.2.2 Etanercept:基因重组法生产的Etanercept是TNF-受体P75-Fc的融合蛋白,能避免单克隆抗体的不足。这个二聚体的作用是阻止可溶性TNF与细胞表面的TNF受体结合,是TNF的竞争抑制剂,体外试验已证明其能降低IL-1、IL-6,ICAM-1和MMP-3水平,该药正在CD患者中进行试验[3]。
1.2.3 己酮可可碱(Pentoxyfrlline):这一磷酸二酯酶抑制剂通过增加细胞内环磷腺苷(cAMP)浓度而干扰TNF转录,尽管该药在体外试验中能减少活动性IBD患者淋巴细胞TNF-α的诱导产生,但其效用在临床试验中尚未被证实[1]。
1.3 抗-CD4抗体在抗原存在时,即可通过巨噬细胞或其它抗原递呈细胞与CD+T细胞协同刺激,使T细胞激活,分泌促炎因子IL-2,从而参与自分泌(auto-crine)及细胞克隆化[4],因此,推测用抗-CD4+抗体阻滞CD4+T细胞的功能可阻断这一重要环节而起治疗作用。Stronkhorst等用抗-CD4+单克隆抗体对小范围的CD患者进行了实验性治疗,取得了预期的临床效果,但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1.4 其它 已有报告抗IL1RA(IL-1受体拮抗剂),IL-6拮抗剂,IL-8,IL-12,IL-16及IL-18等促炎因子抗体在动物模型的实验中获得一定疗效[5~7]。
2 抗炎性细胞因子
在IBD的病理过程中重要的抗炎因子有IL-4,IL-10,IL-13等,其中研究较多的是IL-10。
2.1 IL-10 IL-10是由Th2细胞产生的典型抗炎与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也是拮抗Th1的关键细胞因子,对Th1具有直接作用,使IL-2及TNF-α产生降低。它对巨噬细胞的直接作用,可限制IL-1,IL-6,IL-8,TNF-α,IL-12及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GM-CSF)的作用,恢复对肠道菌群的耐受性[4]。有报道,外源性给予IL-10可以调节T细胞、B细胞活性,IL-10灌肠可以改善UC患者肠道局部及血中的细胞因子的比例[6],有人认为,IL-10很可能是最有效的维持皮质类固醇诱导缓解的治疗剂[4]。另报道,过去2~3年的临床试验却显示,稍大剂量的IL-10就会出现明显负反应。其动物模型的证据和机制看似合理,却表现不出有意义的临床益处。在外周大剂量使用IL-10发生相反的TNF-γ上调,机制未明,现正尝试局部施用IL-10[1]。
2.2 IL-4 Hogaboam[8]报道了IL-4基因转导对小鼠IBD的治疗作用。他用重组的人类5型腺瘤病毒(Ad5)作载体转导的外源性IL-4,对小鼠结肠的急性炎症有治疗作用,并进一步发现IL-4的治疗作用与其抑制NO表达和减少其合成相关。IL-4治疗尚在临床试验中。
2.3 IL-11 这一重组人类(rh)细胞因子是IL-6家族的一员,与gp130受体结合,充当急性期反应调节物,在结肠炎鼠模型中对消除炎症有效,初步报道表明,8μg/kg1周两次的剂量有显著疗效,副作用很小。在不使用类固醇激素的患者中,rhIL-11的有效率高于安慰剂(37%比10%,P<0.05)[1]。
2.4 抗炎因子联用 Kucharzik[9]研究了三种抗炎因子联用与单用的效果。他发现IL-10与IL-4及IL-10与IL-13联用,对已激活的中性粒细胞炎性反应的下调作用比单用更好。
3 抗细胞粘附分子
IBD时流动中的白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粘附,而后通过内皮间隙向组织浸润。白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上的MAdCAM粘附是炎症的触发点,断该环节已成为新疗法的重点。
3.1 抗细胞粘附分子抗体 抗ICAM-1抗体能有效地抑制白细胞与上皮细胞的粘附,从而减轻炎症程度。Taniguchi[10]对DSS诱发的IBD小鼠给予抗ICAM-1抗体,7天后,小鼠肠上皮组织破坏程度减轻,白细胞浸润减少,结肠与全身体重之比下降,髓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一半,超氧化物减少将近85%[10]。抗E-选择素、抗CD11b/CD18单克隆抗体能明显减少粘附的白细胞数目、迁移数量及滚动速率,同时使红细胞滚动速率增加。抗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LFA-1)单克隆抗体用于实验性结肠炎,可减轻鼠肠缺血性/再灌注损伤[11]。在自发诱导的慢性结肠炎动物模型中,肌注抗VLA-4(α4β1)整合素单克隆抗体组,急性炎症活动性平均指数从1.6±0.3降到0.2±0.1,而对照组注射安慰剂,指数从1.8±0.5变为1.2±0.2(P<0.01)。抗ACT-1(α4β7)整合素单克隆抗体免疫治疗,不仅使动物腹泻症状完全缓解,而且也减少了不表达或微弱表达α4β7的中性粒细胞(40%~50%)和巨噬细胞(30%~45%)[6,12]。抗粘附分子抗体仍在研究试验中。
3.2 抗ICAM-1反义寡肽核苷酸 ICAM-1在CD和UC患者中被上调,应用抗ICAM-1反义寡肽核苷酸能阻断它们以减轻炎症。在20例类固醇激素依赖的活动性CD患者中初步获得良好疗效后,ISIS-2303正在进行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尽管需隔天给药治疗4周,但副作用很小,7例一开始就对治疗反应良好的患者中,6例症状得到持续缓解[1]。抗ICAM-1反义寡肽核苷酸很可能提示了一种全新的IBD治疗模式。
4 神经免疫调节剂
与IBD有关的主要神经免疫调节剂,包括生长素抑制素奥曲肽及其类似物(Vapreo tide)、P物质及一些局麻药等,它们可通过作用神经多肽而影响肠血管通透性、肠道分泌、白细胞粘附以及直接作用于免疫活性细胞,从而发挥其治疗作用[4]。有报道,2%利多卡因每天40~200ml,分2次给予,可使血药浓度在常规范围,有助于UC患者症状及组织学情况改善。另一种新型的局麻药Ropivacaine凝胶灌肠对急性UC有效,每天2次,每次200mg,共2周[13]。
5 抗花生四烯酸代谢物
UC患者急性期,肠腔中花生四烯酸代谢物血栓素B2(TXB2)、前列腺素(PGE)、白三烯(LT)等炎性介质均明显增高,PGE2在疾病复发时增高更显著,且PGE2和LTB4的浓度与疾病活动性呈正相关。三者中,LTB4对于促进颗粒细胞趋化、脱颗粒等作用最强。欧美等国报告给予抑制LT合成的阻滞剂Zilcution临床疗效较好,而5-AS则无作用。有报道,口服肠溶鱼油制剂,,其中含40%二十五碳五烯酸(1.8g/d)及20%二十二碳六烯酸(0.9g/d),具有使IBD缓解的疗效,机制鱼油中的EPA能产生较多的LTB5来取代LTB4,减轻炎症反应。使游离花生四烯酸进行代谢的环氧化酶(COX)分为结构性(COX1)和刺激后生成性(COX2)两种,而炎症性肠病时只是(COX2)升高,近年来开发的选择性COX2阻滞剂对于治疗IBD有一定效果[4,6,14]。一项双盲、随机试验中,小剂量TXB2合成抑制剂,Ridogral5mg/d与mesalazing 800mg 3次/d,对缓解炎症与症状等效[15]。
6 调整肠道菌群
一些非致病性细菌,特别是拟杆菌可能通过CD4+T细胞,而对遗传学上的易感性宿主具有促进炎症发展的作用。宿主菌群通过特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