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科研究工作目前正显示两个重要特征，即研究水平正从器官组织向细胞和分子水平转变；而思维模式则从单纯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

一、分子生物学是当代呼吸病研究的重要手段

传统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等研究曾经推动了医学大步前进，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一度成为我们探索发病机制、作出正确诊断和开展合理治疗的主要依据。但至今，上述知识已远不能满足临床工作需要，必须也应该从细胞和分子水平，尤其是从基因的角度去探索和努力，呼吸病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1.基因研究阐明了某些呼吸病的发病机制：基因的缺乏、移位或突变传递了异常信息或引起异常表达，从而导致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变化，可引起某些呼吸系统疾病。α₁抗胰蛋白酶缺乏所引起的肺气肿与患者基因PIZZ表型纯合子的关系是较早阐明的遗传性缺陷所致的呼吸病。哮喘的发病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气道高反应性或过敏体质与某些基因异常有关，如IgE调节基因和免疫应答基因。炎症细胞凋亡和变应性气道炎症的关系也受到重视。原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引起细胞增殖、分化和调控的失衡，成为肺癌发病机制研究的一个热点。

2.致病基因或病原体基因的检测开始用于疾病的诊断：聚合酶链反应(PCR)，DNA分子杂交和核苷酸定序等方法为致病基因或病原体基因检测提供了可能，其中以后者的进展对临床工作推动甚大。传统检测病原体的方法是病原体的分离、培养和鉴定，或者测定病原体的特殊成分和代谢产物等。一些生长缓慢的病原体检测耗时长久，另有一些难以生长或由于药物抑制而得不到阳性结果，都影响及时诊断和治疗。也可通过免疫方法测定抗原或抗体来作出病原体诊断，但抗体的产生需要一定时间，不能达到早期诊断，且抗体的产生还受到宿主免疫功能的影响。分子生物学方法不但为生长缓慢、难以检测的病原体提供了一种快速敏感的检测方法，通过DNA谱带分型还可以研究病原体的传染源和传染途径，而耐药基因的测定还能进一步了解病原体对药物的耐药性。

3.基因治疗可能是一种有前景的治疗方法：基因治疗是将外源性基因引入靶细胞，从而纠正或补偿宿主的基因缺陷；或者通过抑制和封闭某些基因的过度表达从而起到治疗作用。基因治疗在动物实验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开展了临床研究，用于恶性肿瘤、遗传性疾病或病毒性疾病的治疗。在呼吸系疾病中肺癌基因治疗的研究比较活跃。有报告用腺病毒为载体将p53抑癌基因转染到p53缺乏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细胞，能抑制肺癌生长。此外通过反义基因在转录或转译水平阻断异常基因的表达，使细胞纳入正常分化轨道或引起肿瘤细胞凋亡。还有将药物敏感基因转染肿瘤细胞，提高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敏感性，引起肿瘤细胞“自杀”。还可将外源基因导入造血干细胞，使之减轻化疗药物的毒性损害，起到保护作用。当然基因治疗刚刚开始，还远没有成熟。还有几个关键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如目的基因的分离，有效的载体系统和提高转染的成功率，以及目的基因导入后的调控。

二、科研工作要体现医学模式转变

摆脱唯心主义桎梏，肯定人体生物学特性，无疑是人类认识史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在我们深入研究人体种种生物学特征的同时，是否在无意中忽视了人体生命活动有别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即人的社会性和人所具有的心理世界。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医学模式转变要求我们不仅研究疾病引起的生物学指标变化，也研究疾病引起的患者心理情绪和社会角色变化；不仅研究治疗措施对患者生物学特性影响，也研究治疗措施对患者心理情绪和社会角色的影响。

1.心理情绪引起疾病和疾病引起心理障碍：心理情绪与疾病的关系应当从心理情绪引起疾病和疾病引起心理障碍两方面来研究。心身症和心身病都是心理情绪引起的病症。所谓心身症是有躯体症状，但没有器质性病变，其发生发展与心理情绪有关。呼吸系统的心身症有过度通气综合征和神经性咳嗽等。过度通气综合征由于呼吸中枢兴奋，呼吸驱动增强而发生过度通气。由精神情绪变化所诱发，多见于精神紧张、容易激动、焦虑不安和神经质的人。必须与继发性过度通气鉴别，后者由于呼吸、循环、神经和代谢等躯体疾病所引起。心身病者躯体确有器质性疾病，但其发生发展受心理情绪的影响。哮喘即属心身病，单纯由心理因素引起哮喘者少见，心理情绪因素往往作为复合因素的一部分诱发哮喘。当然呼吸系统疾病也可以引起心理障碍。以肺癌为例，肺癌患者的心理情绪变化可源于疾病引起的症状和痛苦，也由于治疗措施的副作用或并发症引起。此外家属和医务人员的态度言语也会给患者心理压力或不良刺激。

2.生命质量是全面评估健康水平的指标：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残疾，健康是躯体功能，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的完美状态。医疗的目的不光要恢复躯体功能和生物学指标的变化，还要纠正患者的心理障碍，提高患者社会适应的能力。生命质量是从躯体、心理和社会等多方位评估和考核患者健康水平和治疗效果的指标，因此比单纯生物学指标更完整和更全面。在制订治疗方案时也要考虑对生命质量的影响。肺癌切除手术是NSCLC首选的治疗方法，但在决定手术治疗和确定切除范围时必须考虑手术本身和术后并发症对于生命质量的影响。影像学指标的好转并不意味着生命质量的必然提高，因为生命质量还受到副作用和并发症、生活能力和职业劳动能力、医疗费用、经济收入、活动范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此外生命质量还是预测肺癌患者生存期的独立因素。

3.社会支持通过动员社会资源提高患者健康水平：当疾病对患者造成躯体病变和精神压力时，社会支持能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影响患者对治疗方案的选择，提高患者依从性，成为促进疾病恢复和减少不良影响的重要因素。社会支持由多个网络组成，如家庭网络、社会网络和公共网络等。社会支持强度可通过量表来衡量。社会支持可通过预防和干预强化。所谓预防是教育人们积蓄和争取必要的社会支持资源来维护健康并顺利处理各种不良生活事件。发现社会支持网络缺陷的个人，帮助和指导这些人增强和完善社会支持。所谓干预是动员和组织患者及其家属参加一些有组织的活动，如鼓励患者参加哮喘之家或癌症俱乐部，加强社区服务体系等，以提高社会支持水平。目前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纵向研究少，前瞻性研究少，综合研究少，干预研究少，有待进一步努力。

(收稿：1998-11-08修回：1999-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