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缺血再灌注损伤
缺血再灌注损伤可导致白细胞粘附血管内皮,引发间质浸润和炎症反应。Dragun等在大鼠肾移植实验中发现,术后2天内肾实质的血管内皮细胞次序表达多种粘附分子(P-selectin,ICAM-1,VCAM-1,PECAM-1等等),同时周围的肾实质次序出现多种炎症细胞浸润,它们的强度受冷缺血时间影响。因此粘附分子参与了缺血再灌注损伤。Chen等在灌洗液中加入ICAM-1抗敏的寡脱氧核苷酸序列IP-9125,它可识别ICAM-1的mRNA3′端序列,阻断翻译过程,减少ICAM-1表达。在大鼠肾移植实验中发现,IP-9125(2.5g/L)可减少内皮细胞ICAM-1表达,提高术后GFR,降低Cr水平。Chen等认为,IP-9125可用于保护移植肾,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预防移植肾术后原发无功能发生。
Yun等发现,缺血再灌注损伤可导致巨噬细胞炎症蛋白-2(MIP-2)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JE(MCP-1/JE)表达,引发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间质浸润。这两种蛋白都属于CC因子家族。Pratschke等发现,缺血再灌注损伤时,CCR1(CC因子受体)阳性的中性粒细胞聚集在肾小管管周血管丛中,并有粘附血管内皮和浸润间质现象。若洗脱此种细胞,则可减轻再灌注损伤,保护移植肾。因此CC因子及其受体参与了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趋化过程。
缺血再灌注损伤不仅可导致移植肾原发无功能,也可增加移植肾急性和慢性排斥发生的机率。有报道,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抗原呈递细胞表面MHC-Ⅱ类分子的抗原结合沟中可提取到HSP70。Samaniego等发现,缺血损伤可导致HSP70特异性抗体的产生和淋巴增殖反应的发生。他们认为:应激、感染、排斥和药物毒性均能导致HSP表达,对HSP致敏可能是导致移植脏器免疫损伤的原因。
Asderakis等分析IFN-γ基因变异发现,具有allele#2的肾移植患者不易发生原发无功能。此类患者的细胞体外培养时,能合成更多IFN-γ。他们认为:IFN-γ可激活NO合成酶,NO信使对缺血再灌注损伤有保护作用。
2化学趋化因子
Fractalkine属CX3C因子家族,于1997年发现。它是一种跨膜分子,由内皮细胞和上皮细胞表达,参于炎症细胞趋化、粘附和激活。Robinson等报道,发生急性排斥时,移植肾血管内皮细胞和小管上皮细胞Fractalkine表达上调,这使CX3C因子受体阳性的细胞与这类组织亲合力增加。Cockwell等发现,Fractalkine的表达可受IL-1β和TNF-α调控。
Koga等发现,发生急性排斥时,干扰素诱导蛋白-10(IP-10)和γ干扰素诱导单核因子(Mig)表达增加,应用Mig抗血清后,中性粒细胞间质浸润受到完全抑制,移植物的存活得到改善。这两种蛋白都属于CXC因子家族,参与中性粒细胞趋化过程,它们的表达受IFN-γ调控。
CX3C因子、CXC因子和前面提到的CC因子均属化学趋化因子(chemokine)一类,同类的还有C因子。化学趋化因子和选择素、整合素、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等同属粘附分子一族。绝大多数化学趋化因子是小分子分泌蛋白,与化学趋化因子受体结合,参与免疫活动,完成信息传递。这些受体是跨膜的,G蛋白偶联的,但特异性不高,存在交叉。化学趋化因子的分类是依据半胱氨酸残基的数量和排列:C因子只有一个半胱氨酸残基,CC因子则有串联的两个,CXC因子则在两个半胱氨酸残基间可有任意一个氨基酸残基,CX3C因子则间隔有任意三个残基。CC因子和CXC因子是目前成员数最多,研究也最广泛的。其中CC因子不受IFN-γ调控,而CXC因子则相反;CC因子主要参与单核细胞趋化,而CXC因子主要参与中性粒细胞趋化。但这两点可能并不能涵盖化学趋化因子的方方面面。免疫系统是一个网络,还有很多复杂的调控关系等待着被认识。
3供肾
高龄(>55岁)供肾可增加肾源。但Humar等指出,高龄供肾,术后原发无功能和急性排斥发生率升高,移植肾远期存活率下降。供体死于心脑血管意外,供体肾功能不佳,均是高危因素。因此高龄供肾,供体应有所选择。Crystine等分析年龄对供受体选择的影响后指出,高龄供肾宜选择高龄患者,反之高龄患者宜选择高龄供肾,如此的预后较好。因此高龄供肾,受体也应有所选择。
国外活体供肾较多。有报道,腹腔镜取肾,移植肾的损伤较剖腹取肾大,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也较慢。但Nogueira等通过2年的随访发现,这不影响肾移植的远期预后。腹腔镜取肾技术的改进将有助于保护移植肾,改善患者的早期预后。
Schnuelle等发现,尸体供肾,体循环停止前注射儿茶酚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可改善远期预后。他们认为:这与肾小腺能物质可使移植肾血管壁粘附分子表达下调有关。
Garcia等报道,他们利用低温动脉灌注装置保存移植肾,等待边远地区患者赶赴移植中心。虽然设备昂贵,但是较普通冷藏取得较好预后。Kozaki也指出,缺血时间是影响近期预后的重要因素,而低温持续灌注保存有助改善术后肾功能。
4病毒感染
由于免疫抑制治疗,移植患者容易罹患病毒感染,也可使原有病毒感染加重,且其治疗难度较大。
Sharma等报道,HCV感染患者肾移植后,肝病恶化,移植肾存活率受到影响,尤其伴有HBV感染时。但Roth等的前瞻性研究发现,HCV感染的终末期肾病患者,选择肾移植或维持透析,对肝病进展的影响差异不大,若考虑生活质量等因素,肾移植还较维持透析优越。因此HCV感染影响移植预后,但不是移植的绝对禁忌。
30%~50%的患者移植术后发生CMV感染。CMV感染,急性排斥,慢性排斥,三者关系密切。但Humar等发现,只有存在急性排斥时,CMV感染才成为慢性排斥发生的高危因素。他们认为:CMV感染限制了抗排斥药物应用,使急性排斥不能有效治疗,因此慢性排斥发生率上升。所以CMV感染与慢性排斥及远期预后有一定联系,CMV感染应受到重视。ganciclovir是防治CMV感染的常用药物。Turgeon等联合应用ganciclovir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GSF)治疗CMV感染发现,G-GSF可增强ganciclovir疗效,并可纠治CMV感染及应用ganciclovir所致白细胞减少症。CMV感染预空(pre-emptive)治疗指:只对病毒活动指标阳性的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而预防性(prophylaxis)治疗指:对所有高危人群进行抗病毒治疗。因此进行预空治疗,需提供CMV活动的早期证据,此时病毒负荷量最少,疗效最好。Bakran等指出,目前没有一种指标是绝对可靠的,但多聚酶链反应(PCR)相对优越一些。
5近期急性排斥(AR)诊断和治疗的认识
快速、早期、无创及可重复性监测手段在临床工作中广泛展开,通过对移植受者外周血、尿液标本或是移植肾影像检查可获取大量极具诊断价值的指标。
加拿大Mintoba大学利用磁共振及红外线谱系分析尿液,可在2~30min内明确移植肾内有无炎性反应,敏感性为88%~91%,特异性为89%~95%,阳性诊断价值为89%~95%,缺点是对于AR与慢性排斥鉴别稍差。
基于β2微球蛋白(β2M)与MHC-Ⅰ类抗原共表达于所有类型免疫细胞上,Suthanthiran对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中β2MmRNA表达水平测定,提示β2M是对AR诊断有益的无创性分子测定指标。o′connor将移植后血清β2M变化趋势分为四种类型加以研究,提示血清β2M是AR早期指标,对于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者尤为有用。即使对初期移植肾功能正常者,AR时54%患者β2M仍先于血肌酐(SCr)升高,有良好的诊断价值。
对移植受者血清标本分析,NO与AR诊断及治疗后反应相关性最强。它先于SCr0~4天升高,治疗有效时常在3~5天内降低,通常情况下SCr需6天以上才有此变化。对于激素抵抗性难治性排斥,NO持续维持于高水平,除非OKT3能够有效逆转AR。此外对谷胱甘肽S转换酶(GSST)多态性分析,对于筛选AR易感患者,针对性治疗特异性患者提供一种可探索性的方法。但对于那些移植肾功能正常的边缘性亚临床AR,序贯性活检仍占主要地位。
目前临床试验提示针对IL-2R的单抗Zenapax,simulect与霉酚酸酯(MMF)联合应用能够有效防治AR的发生。初期试验中Zenapax8周5剂疗法可安全地被术前、术后2周2剂替代。在高危人群中AR只有17%,低于Ⅲ期临床试验22%、28%的发生率。Cincinnati大学研究结果认为,2剂疗法时CsA和Tac(Tacrolimus)可延迟使用,直至移植物功能得到明显改善。
常规药物中,CsA在术后1年内若维持于250~350μg/L较高浓度可减少AR发生率和严重程度,且不增加其肾毒性;维持治疗中加用骁悉可减少AR发生的频度;Tac免疫抑制作用强于CsA,但高血糖发生率高。Lovastatin不仅降血脂还具有免疫调节作用,降低AR发生,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对于活体供者术前使用儿茶酚胺类药物也可减少AR,原因可能在于肾上腺素类物质能够减少移植物内粘附分子(VCAM-1,E-selectin等)的表达。
有鉴于复发性AR和迟发性AR对移植物长期存活的影响,Matas和Nickerson分别采用大样本多变量分析,总结认为: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血管性排斥或激素抵抗性排斥及6个月内AR,易于再发AR;而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