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帕金森病
美国帕金森病研究所的陈彪首先介绍了国际上有关PD研究的进展,提出PD的发病与环境因素、遗传和老化有关,是一种复杂的多基因病,较少有家族史,但个体的遗传易患性不同。近来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家族性PD中发现了α-synuclein基因突变,但在散发性PD中未发现此突变。日本学者在6号染色体发现了PD基因,是仅次于迪谢内肌营养不良症(DMD)基因的第二大的基因。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邵明报告了对还原型辅酶Ⅰ(Ⅱ)醌氧化还原酶(NQO1)和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COMT)基因多态性与PD遗传易患性关系的研究结果,证明PD患者组NQO1的T等位基因频率高于健康对照组,认为T等位基因是导致PD发病的危险因素,与PD的遗传易患性有关;COMT的活性取决于高活性和低活性两个等位基因,尽管PD组与对照组间两个等位基因的频率无差异,但其基因型的分布却有差异,PD组低活性或高活性的纯合子的频率均略高于对照组,而杂合子频率却明显低于对照组,因而认为COMT活性过高或过低都是PD的危险因素,而均衡的COMT活性可能是PD的保护性因素,临床上可根据患者COMT活性的高低来决定是否选用COMT抑制剂治疗PD。该院的陶恩祥等研究了细胞色素酶P4502D6(CYP2D6)和谷胱甘肽转移酶(GSTM) 基因多态性与PD遗传易患性的关系,证明CYP2D6和GSTM基因均为微效基因,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基因突变引起患PD的危险性增高不甚明显,但两个基因突变同时出现时,患PD的危险性显著增高。该院的王建等研究了能够影响细胞色素酶P4502E1(CYP2E1)转录活性的基因5′侧翼区Pst I和Rsa I位点多态性与PD的关系,发现PD患者与正常人CYP2E1基因的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频率的差异均无显著意义,认为在所研究的人群中,CYP2E1可能不是PD的遗传易患性因素。
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俊徽等应用遗传流行病学分析方法对PD的遗传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PD的发病有家族聚集性,遗传因素在PD发病中起一定作用,PD属于多基因遗传,但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小于环境因素。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任雪芳报告了5例家族性震颤麻痹患者的临床表现、家族史和遗传方式。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梁秀龄对7个家系9例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患者的临床表现、诊治情况进行了报道,强调应对这种较为罕见的遗传性运动障碍性疾病予以足够重视,争取早日治疗。
二、肝豆状核变性(WD)
梁秀龄总结性地回顾了近10年来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科对WD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几个方面,包括WD基因RFLP连锁分析及遗传图谱的建立,微卫星DNA多态性及WD基因的连锁关系,WD基因突变研究和WD症状前诊断及杂合子检出。目前该研究室正致力于WD转基因实验及内含子的研究。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王柠等,为探讨我国WD患者基因的突变热区,对我国44个家系中确诊的60例WD患者的基因(ATP7B基因)第3~20号外显子的突变及多态进行了测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WD患者ATP7B基因突变特征与西方人不同,我国WD患者在第8、12、16和11号外显子的突变频率较高,而西方患者这些外显子的突变频率极低;西方患者的第14和18号外显子突变频率较高,而我国患者的突变频率却较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马少春报告了对39个家系45例WD患者ATP7B基因的第4、5、8、14、16、17和19外显子基因突变的检测结果,共有13例患者的8号外显子存在异常,8号外显子中的778密码子突变占患者总数的28.8%, 是中国人WD患者的高频突变点。突变后Msp I酶切位点消失, 因而可采用对该位点Msp I酶切方法来筛选WD患者,进行症状前诊断和产前诊断,此法简单、迅速。该院的徐评议对45例WD患者进行基因第5、8、14和18外显子筛选,并对异常者进行DNA测序分析,结果表明第14、18外显子不是中国人WD基因突变热点,外显子5的T插入突变可能是中国人WD基因的新突变形式。
三、肌营养不良症
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成综述了我国1987年以来对DMD的分子遗传学研究概况,包括:(1)基因结构的研究:基因全顺序的酵母人工染色体克隆,大尺度限制性酶图谱研究,精细限制性酶图谱及外显子的定位,第50和51外显子的克隆和顺序测定;(2)基因诊断:DMD患者的诊断,携带者检测和产前诊断;(3)基因产物抗肌营养不良蛋白(dystrophin)的研究:此蛋白的疏水结构与DMD的关系,蛋白的表达,制备蛋白抗体用于蛋白诊断;(4)基因治疗;(5)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王柠等在研究dystrophin基因内部的短串联重复序列位点在人群中的多态性分布的基础上,建立起家系连锁基因诊断方法,成功地对2例DMD高风险孕妇进行了产前的早期基因诊断。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盛文利等研究了DMD基因第50和51号内含子的结构特点,旨在探讨DMD基因外显子缺失的机制。结果发现,在第50和51号内含子中有36个短串联重复序列,22个正向和反向重复序列,以及8个同源序列,在50号内含子中还发现一个TATA盒,认为它可能是DMD基因的一个新发现的启动子,多种多个重复序列的存在可能是DMD基因第50和51号内含子的结构特点,重复序列间的重组可能导致第51号外显子缺失。成都军区总医院的王伟文报告了对DMD和贝克肌营养不良症(BMD)肌组织中dystrophin的表达的研究结果,证明肌组织中dystrophin的缺乏是造成DMD和BMD表型的基本生化因素,认为此法为临床诊断DMD和BMD提供了直接、特异的生化检测指标。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潘速跃等应用多重PCR检测了56例中国DMD或BMD患者的dystrophin基因缺失分布特点,发现中国DMD或BMD患者dystrophin基因缺失的发生率和总体分布与国外一致,但中国患者基因缺失的断裂点好发于中央缺失热区的内含子内,其中以44号内含子最高,50、51号内含子次之。此外还发现,用5对引物和9对引物对中国人dystrophin基因缺失的检出率基本相同(46%),认为在我国完全可用5对引物来代替9对引物进行检测。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的樊绮诗等用抗dystrophin 1和dystrophin 2的特异性抗体,经免疫印迹法检测肌营养不良症相应的致病基因产物,诊断出α-sarcoglycan、γ-sarcoglycan和dystrophin缺陷患者数例,为临床诊断和分类提供了依据。
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陈国俊为探讨DMD的高效基因转移疗法,利用柯萨奇病毒B1(CoxB1)对肌肉细胞的高亲和力和病毒促进基因转移的特性,将其灭活后用于离体培养细胞的基因转移,获得成功。
四、遗传性共济失调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王国相介绍了各种已知的遗传性共济失调的遗传形式和基因定位,并介绍了其中的一种特殊类型——马查多-约瑟夫病(MJD)10年来的临床、病理和基因学研究成果,同时播放了有关中国一个完整MJD家系临床表现的录像资料。此外,王国相还报告了一个以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癫痫、共济失调和动作性震颤为特征的家系的研究情况,并播放录像,以供代表进一步探讨对此病的诊治方案。成都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徐文桢报告了对遗传性小脑共济失调的脊髓小脑共济失调Ⅰ型(SCA1)、MJD和齿状红核苍白球路易体萎缩症基因位点的CAG重复序列在正常人中的多态表现,结果表明,我国正常人的这3个基因多态分布与其他国家不同,MJD的表型有高度异质性。湖南医科大学湘雅医院的沈璐等首次检测分析了85个中国人遗传性小脑共济失调家系的167例患者的SCA2基因的CAG重复序列,认为SCA2基因型在中国少见;她们还对SCA2的临床表现进行了总结。
青岛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齐瑛报告了3个家系17例遗传性痉挛性截瘫患者的临床资料、家系图谱及对其遗传学的研究结果,并介绍了用中药和针灸等方法治疗的初步成效。
五、其他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喻唯民介绍了遗传性高苯丙氨酸血症的研究进展,对此代谢病的三大类型,包括经典型苯丙酮尿症(PKU)、非PKU高苯丙氨酸血症和四氢生物喋呤缺乏症的发病率、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基因分析、产前诊断及新生儿筛查等进行了阐述。中日友好医院的周忠蜀报告了应用磁共振成像观察PKU脑髓鞘化形成的结果,未治PKU患者脑髓鞘化发育延迟的发生率高,亦可有脱髓鞘改变,发育延迟可能与抽搐发作和智力障碍有关。
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马秋兰报告,在散发性AD(SAD)患者可能存在早老素-1基因第5外显子的突变,该突变可能为中国人SAD基因突变热点之一。
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潘虹等,利用染色体15q11~15q13区的7个位点的标志探针, 应用DNA印迹法对临床诊断为普拉德-威利(Prader-Willi)综合征的一个家系和一个患儿的外周血DNA进行分析,结果在两个标志基因上发现了母源单亲二体,在分子水平上证实了此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