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求医中医药网
www.qe.cn
站内搜索
现将我国DM的防治和研究综述如下。
一、流行情况
远在数千年前的《说文解字病疏下》中就有消渴病，这是世界最早的记载，并在古代到清末的《黄帝内经》、《三消论》和《千金方》等各类古典医著中记载了对DM的病因、症状、并发症、治疗方法和预后等方面的认识［1］。我国近代糖尿病患病率的报道最早见于1955年，是根据1935年北京协和医院职工体检结果所作。1960年，钟学礼综述了两个地区人群中DM患病率及全国11家大医院住院病人DM患者所占的百分比。但直到1978年上海10万人口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2］，才第一次从流行病学角度较为深入地描述中国人群DM的流行状况。之后共进行了4次全国较大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1980年全国14省市30万人口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3］，1994年全国19省市25岁以上25万人群糖尿病普查［4］，1995年的中国糖尿病流行特点研究［5］和中国儿童1型糖尿病发病率研究［6］。其中后两次调查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牵头完成，前者采用WHO的诊断标准和分层抽样技术，随机抽取全国11省市20～74岁的42 751人，于1995～1997年在自然人群中进行糖尿病研究。后者是WHO多国项目(WHO DiaMond project)，在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20个地区的协作网络，利用捕获-标记-再捕获方法，回顾登记1988～1996年间1 900余万＜15岁儿童中1型糖尿病的发病情况，首次开展了全国1型糖尿病流行病学研究。通过上述几次调查，基本了解了我国糖尿病流行特点、危险因素和流行趋势，带动了各地糖尿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在糖尿病的病因、自然史、干预预防、患者管理以及健康教育和并发症防治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总的来说，全国DM防治机构不健全，全民DM防治意识薄弱和缺乏规范的DM监测登记制度等，使我国DM的防治工作，特别是一级预防十分薄弱。为此，卫生部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1995年下发《1996-2000年国家糖尿病防治规划纲要》［7］，1996年成立卫生部糖尿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1997年将DM列为国家慢性病防治的重点之一，明确提出了DM防治具体的目标、任务、对策和措施，倡导建立健全在卫生部统一领导下的DM三级防治网，从政府、社会和个人3方面采取以“预防为主”的综合措施，使糖尿病防治逐步走向科学规范。近年来，糖尿病的人群防治和研究，范围已从单纯针对DM发展到同时针对糖耐量低减(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IGT)和并发症，手段已从宏观进展到宏、微观并举，目的已从观察认识危险因子，发展到采取干预措施降低发病危险，并逐渐形成了重视社区防治的势态。
我国DM的流行病学有以下特点：DM患病率逐年升高，近年增长速度加快。全国DM患病率1979年为0.67%，1995～1997年为3.21%；IGT患病率1995～1997年为4.76%。我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从＜3%的低患病率国家迅速跨入世界DM中等患病率(3%～10%)国家的行列［8］。估计20岁以上DM患者达2 000万以上，IGT病人不低于3 000万，全国DM患者总数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这必然会给国民经济和人民健康带来沉重负担。
1997年调查资料显示，各省市DM标化患病率最高为北京(4.56%)和四川(4.37%)，最低为浙江(1.99%)和宁夏(2.28%)，其余省在3.25%～3.48%之间；IGT标化患病率最高为四川(8.21%)和山东(6.48%)，最低为宁夏(2.33%)和甘肃(3.52%)，其余省在3.70%～5.34%之间；按抽样层分析，我国DM标化患病率大城市(4.58%)高于中小城市(3.37%)，富裕县镇(3.29%)高于贫困县农村(2.83%)；IGT标化患病率虽然大城市(5.78%)高于中小城市(4.29%)，但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富裕县城镇和农村的IGT患病率分别为5.74%和5.02%，提示这些地区DM患病率将进一步升高。如不采取控制措施，我国将面临DM进一步流行的严重问题。
几乎历次DM调查均显示DM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上升。以1997年全国资料为例，20～、30～、40～、50～和60～岁组的DM患病率分别为0.56%、1.36%、3.02%、7.04%和11.34%，IGT患病率分别为1.98%、3.25%、5.74%、7.84%和11.62%。纵观北京地区1981年和1997年资料，20～74岁人群DM患病率分别为1.34%和6.24%，16年间增加了3.66倍；各年龄组DM患病率，在30～、40～和50～岁组也分别增加了5.44、1.30和1.26倍，说明各年龄组DM患病率均升高，而＜40岁的成年人群患病率升高幅度更大，DM的发病正趋于年轻化。因此认为，老龄人口增多和DM发病年轻化将是我国DM疾病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
我国DM的流行具有民族特点，如DM患病率在内蒙的汉族高于蒙族，宁夏的回族高于汉族，新疆维吾尔族高于其他民族和汉族。民族间尤其是同一地区不同民族间患病率的差异，提示某些民族特异的遗传素质和/或环境及生活习惯可能与DM的发生有关［9］。DM明显的家庭聚集性也促使研究其可能存在的遗传方式。较为典型的研究是张素华等［10］发现家族性2型DM家系组DM患病率(34.3%)是群体患病率(1.3%)的26倍，先证者的一级亲属患病率(28.3%)是群体亲属患病率(1.5%)的18倍，同胞患病率为44.4%、子女患病率为9.7%，双亲之一患病的家系占83.9%，认为DM家族聚集性的遗传方式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但更多的研究认为DM的遗传是多因子遗传，其发病与遗传和环境因素都有关。
根据WHO DiaMond项目公布的各国调查结果，1型DM发病率存在明显的国家、地区和人种间差异。如亚洲国家1型DM发病率(0.5/10万～2.0/10万)明显低于欧洲国家(10.0/10万～36.0/10万)，黄种人也明显低于其他人种。我国＜15岁儿童1型DM确定校正发病率女性0.66/10万，男性0.52/10万，总发病率0.59/10万。同时发现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并随年龄增长而增长；民族间发病率差异高达12倍；以长江为界发病率呈现北高(0.65/10万)南低(0.50/10万)，纬度越高发病率越高的特点。1型DM在某些民族高发可能与遗传有关，但也不可忽视环境因素的作用。
二、危险因素
DM根据病因、发病机理和临床表现的不同，主要分为1型DM和2型DM。除了变异胰岛素血症和极少数的2型DM如MODY(幼年起病的成年型DM)外，大多数DM的病因未明。但目前认为，无论1型或2型糖尿病，单由遗传因素或环境因素引起者仅占少数，95%是由遗传、环境、行为多种危险因素共同参与和/或相互作用引起的多因子病。多因子病的遗传主要是易患性的遗传。由于不同种族和个体的DM患者参与发病的基因及其突变性质可能不同，使DM具有遗传异质性。国际上DM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开始于80年代初。我国DM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和技术手段与国外相比，差距日益缩小。现已发现［11］：(1)我国不同地区1型DM与HLA DQA1-52精氨酸和HLA DQB1-57非天门冬氨酸等位基因显著关联，此与其他大多数国家、地区一致，表明这种关联在人类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此二基因可能是1型DM的易感基因。此外，还发现中国人HLA的DR3、DR7和DR9和非HLA区的胰岛素(INS)基因、T细胞受体(TCR)基因、免疫球蛋白的异型(GM)基因以及分别位于人类第1、2、4、11、17号染色体某些区域的基因与1型DM具有相关性。(2)我国对2型DM已进行近20个候选基因的研究，发现胰岛素受体基因(INSR)、葡萄糖激酶基因(GCK或MODY2)、线粒体tRNALeu(uur)nt3242A→G基因、载脂蛋白ApoA1/C3/C4和ApoB1基因、磷酸稀醇式丙酮酸羧激酶基因、胰岛淀粉样多肽基因(IAAP) Ser20Gly突变、磺脲类药物受体基因(SUR)、HLA DQA1基因(关联的等位基因部位与1型DM不相同)等至少10个基因与中国人2型DM有关联。其中，INSR、GCK、线粒体tRNALeu(uur)nt3242A→G基因突变符合孟德尔遗传。tRNALeu(uur)nt3242A→G基因突变DM已建立可用于临床的基因诊断技术。
近年来，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在各地蓬勃开展。经各地学者共同努力，发现我国2型DM的危险因素主要有：DM阳性家族史，年龄，肥胖，体质指数(BMI)≥25，腰围/臀围(WHR)男性≥0.90，女性≥0.85；分娩巨大胎儿的母亲；脂肪代谢紊乱，尤其是高甘油三酯血症、IGT等。其中DM阳性家族史的相对危险度虽然较高，但该因素在人群中的暴露比例较低。因此认为影响我国DM患病率短时期内迅速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遗传因素，而是行为和环境因素。IGT的随访研究发现，我国IGT对2型DM的年转化率为7.7%～9.0%。IGT发展成DM的危险因素为BMI≥25；胰岛贮备功能差或/和伴有胰岛素抵抗；运动减少和营养失衡，主要是饮食总热量增加，碳水化合物减少和脂肪摄入量增加等。而饮食、运动、饮食加运动的干预措施可明显减低IGT患者DM发病率。
三、防治现况与展望
DM是终身性疾病，其危害主要在于DM并发症可导致伤残和早死。长期以来，我国DM治疗以血糖正常作为治疗的基本目标和解决问题的关键。近年研究认为，早期控制血糖虽然对预防并发症和保护β细胞功能作用显著，但高血糖作为大血管的危险因素并无确定的界值范围，高血糖也不是并发症的唯一危险因素。DM防治的核心问题是预防或延缓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提高生命质量，而不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