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流行病学家吴系科教授，是我们敬重的一位老师。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卓越的专业成就；还因为他的坚定而执着敬业的奉献精神、实事求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纯洁品德。他在国内享有盛誉，现仍兼任中华流行病学会名誉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安徽省分会副会长、安徽省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安徽省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副总编、《中华预防医学杂志》常务编委、《安徽预防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流行病学会会员等多种社会职务，这是对他为我国预防医学事业发展作出真诚奉献和突出成就的肯定。谈及吴教授能获得如此多的盛誉和成就，自然要回顾他的昨天及其近半个世纪的从教生涯。

心系党和国家需要立志预防医学事业

1927年，吴系科教授出生在河北省临城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华，战火纷飞，幼年不得不随父颠沛流离，先在陕南读完初中后只身去重庆，考取中央大学附中高中，1946年考取国立江苏医学院(现更名南京医科大学)。在那里他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受到革命思想熏陶。他立志要把党和国家的需要视为自已的最高志向。

1952年大学毕业，以优异成绩留校做外科医生。后经学校推荐，中央卫生部选拔进入北京医学院(现更名北京医科大学)卫生系公共卫生学高级师资班进修学习，从此他便与预防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那里他了解了我国卫生防病工作的状况，我国的卫生防疫人力远不能满足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的需要，急需大量的公共卫生人才，激发了他对预防医学的酷爱和执着追求。吴系科教授在北京医学院学习结束后，被卫生部分配至安徽医学院(现更名安徽医科大学)任教，开始了他从事预防医学的工作生涯。报到当天公共卫生学科主任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你刚到，先住下，休息几天再上班。”几天后他按时来到办公室，用手一摸自己的办公桌——油漆刚干，他恍然大悟科主任要他休息几天的原因。仅此一点，可见当时安徽医学院的条件是何等简陋!他从事预防医学的教学生涯就是从此起步的。当时曾有一位在临床工作的校友，关切地劝他：“公卫学科是安徽医学院最差的，你还是去临床当医生吧!”他没有动心，心想条件差，才更需要人去改变它，“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决心在预防医学岗位上做一番事业。1955年组织又选派他赴上海第一医学院(现更名上海医科大学)流行病学高级师资班进修。在苏联专家与中国教授的教导下，经过一年半的学习，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更增强了对预防医学、对流行病学事业的信心。

1957年结业返回安徽医学院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使他竭力主张成立流行病学教研室，并得到教授及院领导的支持，因而成立了独立的流行病学教研室。但1958年教育革命时，安徽医学院贯彻“课程门数要减少”的指示，刮起“并课风”，因他反对传染病学与流行病学合并，于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

60年代中期，“文革”开始，尽管他是个40岁左右的中年教师，他继其他许多老知识分子之后，身处逆境，受到很大的政治冲击。

1972年“文革”后期，他复任室主任，目睹实验室设备遭受破坏，尘埃满台和麻雀作窝的狼藉局面，他和全室同志一道，经过一段时间共同努力，把冲垮了的实验室恢复起来。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在当年年终总结中写下一首诗：“忆往昔，双门紧闭，无人至，室内冷清，冰箱不冷，温箱不热，尘满台，麻雀作窝。看今朝，明窗静几，人来往，熙熙攘攘，仪器动转，红灯闪烁，好一派，兴旺景象”。想不到1976年初“反击左倾翻案风运动”中，就因为这首诗的前半段，他被打成“反对文化大革命”分子。他再次蒙受政治打击。此事居然还写进“四人帮”时代的省委文件中。然而这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冲击，却丝毫没有减弱他的创业精神。此时此刻，他与他的同事们还在为筹建卫生系而忘我忙碌着。

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一面加速教研室的建设与发展，开拓硕士学位授予点，建立健全研究生指导工作制度……；从1980年开始，他作为第一导师在同事的协助下，培养了18名研究生，同时积极投身于新建的卫生系的创建工作，并于1977年正式招生，他被任命为首届系主任。至今这个系已毕业五年制本科生1 000余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所在的教研室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他为学科发展、为卫生系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曾两次荣获省级先进教师称号，并被评为省级优秀党员，当之无愧。

探索追求成就卓著

几十年来，吴教授始终把社会发展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科研方向。他几十年如一日，笃学不倦，探索追求，克服困难，成果累累。

在五六十年代，安徽自然灾害频繁，疾病暴发与流行时有发生。吴系科教授曾多次参加各种疾病的调查与防治工作。他先后参加过大规模的丝虫病、血吸虫病防治、多次腹泻病的病因调查、肝炎调查、洪水型钩体病病因调查及防治、“三年困难”时期“浮肿病”及“青紫病”(亚硝酸盐中毒)调查与控制等，在安徽的防病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记。

60年代初，沿淮两岸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大规模流行时，他亲眼目睹当时疾病夺走了许多青壮年生命的悲情，他由此决意把HFRS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从那时起，30年不懈，每年冬天，出血热流行季节，他都要率领他的研究小组奔赴淮河流域出血热高发县，“滚”上几个月。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疫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他骑车或步行，走村串乡，查访病人，采标本，挖鼠洞，捉老鼠。一次骑自行车摔进被雪淹没的水沟里，自行车坏了，只好车骑人。经过多年现场调查，他弄清了HFRS疫源地分布、人间及鼠间的感染状况、宿主动物构成及其带毒率。早在出血热病毒分离成功之前，他与同事一道便开始沿淮湖洼地区出血热疫情预测的研究，确定了较可靠的指标，创造性提出数学模型。80年代转向本病传播途径的研究，以现场与实验室方法相结合，揭示了鼠间的垂直传播的存在，食物污染及破损皮肤传播问题，深入调查阐明饲养大白鼠鼠户的HFRS感染率，这些研究成果大大地丰富了对出血热流行病学规律的认识，为本病的防治工作起到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80年代初，他和同事们一道分析了国际流行病学学术发展动向，以及非传染性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把握时机拓宽教研室研究领域，他和张衍文教授等，并指导多名研究生进行了“高血压流行病学”研究，其中包括“青春期高血压”、“更年期高血压”、“运动与血压”、“老年高血压”、“高血压病遗传流行病学”等系列研究，并在国内较早把logistic回归模型应用于流行病学研究中。

近年来全世界伤害发生率逐年上升，伤害引起的早死使潜在寿命减少，给国家和个人带来巨大损失与负担，因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吴系科教授80年代初再次拓宽自已的研究范畴，先后指导两名研究生，开展了“伤害流行病学”研究，揭开了我国流行病学研究新天地，他是我国伤害流行病学的先驱。

近20年来他在中外杂志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为丰富、发展我国流行病学学术做出了积极贡献。

博学多才潜心著述

吴系科教授从教几十年如一日，他认为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教师不仅要紧跟专业发展形势，把最新、最好、最有用的知识教给学生，而且更应注重育人。他自幼酷爱文学，正是由于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使他的文笔流畅，学术著作风格严谨，为人们称道。他的谈话或会议发言，总是言之有物，富有哲理，激励人们奋发进取。他早在青年教师时，曾多次为我校毕业班同学作过文学作品欣赏的读书报告，激励学生响应党的号召，立志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50年代初在北京医学院进修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和书店。那时令他感触最深的是预防医学出版物的贫乏，书店书架上几乎没有一本此类书籍，图书馆内没有中文书籍，而仅有为数不多的外文书籍。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今后能在教学之余做一点写作工作。“四人帮”垮台，他青年时的夙愿和他渊博的学术造诣，有了施展机会，他一面忙于行政公务和教学、研究工作，同时抓紧时间，长期在夜间著述写作。他与国内流行病学同道真诚合作，参加编审或主编了十余部(卷)专著。接受卫生部聘请，参加医学专业(第1～4版)及预防医学专业(第3版)两本《流行病学》全国规划教材的编写工作；参加耿贯一主编《流行病学》(巨型参考书)第1版和第2版的编委或副主编工作，担任由钱宇平创办的《流行病学进展》(第1～9卷)及《流行病学研究实例》(第1～3卷)的编委或主编(第6卷)任务，应邀为《现代实用临床药理学》巨著撰写“药物流行病学”等。为上述出版物，他不仅做了大量编审工作，而且还亲自撰写了数十万字论著，他文才出众，妙笔生花，寓意深刻，许多读者看了他的文章后，交口称誉。

他特别喜爱阅读“传记文学”，早在60年代他就阅读了伍连德的600多页英文自传《鼠疫斗士——一个中国现代医生的自传》，他深深赞赏伍氏在事业上的进取和为祖国防疫事业的执着精神。先后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86)、《中华预防医学杂志》(1995)及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1987)等期刊上发表关于伍连德业绩介绍的专文4篇，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普遍好评。

坚持原则坦诚待人

在安徽医科大学，一件发生于20年前有关吴系科教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