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疾病状况与国家和社会人群疾病状况密切相关。但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其疾病的发生和流行也有特点。尤其是传染病，在生活高度集中、流动性大、任务特殊（如守土戎边、抢险救灾、作战等）的军队人群中更易发生和传播，甚至发生规模不等的爆发和流行，其危害和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往往较其它疾病更为严重。因此，对传染病的防制一直是军队卫生防病工作的重点，也是军队流行病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建国50年来，我军在传染病防制和流行病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依然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军队传染病防制成绩^［1］

建国初期，军队如同全国一样深受传染病危害之苦。如以1951年为例，虽然此时军队各类疾病的发病率都很高，但传染病发病率更高，仅报告传染病的发病率就高达213‰以上，传染病发病人数占了全部疾病发病人数的1／5。其中，以细菌性痢疾为主的肠道传染病虽然居各类传染病发病之首，但以疟疾为主的虫媒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危害也甚为严重，其发病率仅次于肠道传染病居第二位，发病人数则占了全部传染病发病人数的40％。尤其是疟疾，在全军各种传染病发病排序中居第一位。造成军队传染病这种流行态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建国前后随着军队渡江南下及向华东、华南及西南地区进军，大批部队进入疟疾、血吸虫病、丝虫病、恙虫病等虫媒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疫区，致使这些疾病在部队广泛发生，甚至流行。

我军历来重视部队卫生防病工作。面对建国初期军队传染病流行的严峻形势及抗美援朝反对敌人细菌战的需要，军队及时采取了以防治疟疾等虫媒传染病为重点的策略，通过与全国人民一道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及采取一系列得力有效防治措施后，使得虫媒传染病很快得到控制，发病率大为降低，至50年代中期以后，虫媒传染病在军队传染病的发病中已降至较次要地位，而以痢疾为主的肠道传染病相对重要性更为突出，细菌性痢疾成为军队第一位的传染病，病毒性肝炎也开始在部队中较为广泛的发生和流行。针对此种形势，军队传染病防制策略适时地转变为以痢疾、病毒性肝炎等肠道传染病防制为重点，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加上传染病在全国范围内被逐渐控制，以及军队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设施的改善和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军队传染病防制取得明显成效,这主要体现在：①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的降低。如以建国初期军队传染病的发病率为100％计，则90年代末期传染病的发病率仅为2％左右，下降了98％。其中，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呈直线下降，此后10年升降幅度不大，70年代中期以后则进一步降低。②传染病在全军各类疾病的发病排序中，从建国初期的第一位降至第三位，年发病病例数仅占全部疾病发病例数的1／10左右。③传染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肠道传染病虽始终为军队各类传染病发病的首位，但其构成比已较建国初期有了显著增大，即由建国初期的55％升至90年代末期的65%；虫媒及自然疫源性疾病则从建国初期传染病发病序位的第2位降至目前的第4位，其发病人数构成比从40％降至2％左右，下降更为显著；相反，经血和性传播疾病，建国初期在军队中发病甚少，但目前发病人数已占军队传染病发病数的14％左右，居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之后列第3位。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军传染病发病状况已属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传染病流行模式。

二、军队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成绩

1.首先或较早发现证实了类鼻疽、莱姆病及几种新型病毒性肝炎在我国的存在，并对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⑴我国类鼻疽的发现与研究^［2］：类鼻疽是在热带地区早已发现的一种人兽共患病，该病曾使侵越法军和美军遭受过较大损失，但在我国一直未有本病报告。70年代中期，在海南岛发生了从内地运抵的军马检疫马鼻疽点眼试验为阳性，疑为马鼻疽感染而予以处理造成巨大损失的事件，后经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广州军区医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实地调查，发现马鼻疽点眼试验阳性的马系因感染了类鼻疽引起的交叉反应，从而引发了对本病的深入研究。首先，通过对来自人、畜、水体及土壤等标本的病原体分离或血清学检验，证实了类鼻疽在我国的存在；其次是基本查明了我国类鼻疽疫源地的分布范围，即分布于北纬24°以南的热带边缘地区。分析认为此分布与气温关系最为密切，因疫源地都分布于一月份平均气温12℃等温线以南区域；最后是阐明了本病的危害，疫区人兽血清学调查表明本病感染率相当高，家畜感染后可致严重经济损失,人感染后可呈长期隐性感染和带菌，一旦抵抗力下降可突然发病，急性败血症型病死率高达90％以上。

⑵我国莱姆病的发现与研究：莱姆病是70年代中期在美国首先发现，现已知广为全球分布的一种新的蜱传螺旋体病。80年代中期，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人员在黑龙江省海林县林区进行森林脑炎流行病学调查时，观察到居民中有患慢性游走性红斑等疑似莱姆病临床表现的病人，后经较系统的流行病学、病原学、血清学研究及临床观察，首先确认了莱姆病及其疫源地在我国的存在^［3］。这一发现迅速推动了军队及全国莱姆病的调查研究及防治。军队先后有数个单位分别在新疆、内蒙、吉林、辽宁、甘肃等地进行了本病的调研，对我国莱姆病的地理分布、疫源地特征及防治等皆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⑶我国几种新型肝炎的发现与研究：现已知的七型病毒性肝炎除甲、乙型肝炎外，因系近20年或新近才发现，皆可称之为新型肝炎。军队流行病学研究人员在我国新型肝炎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①在我国较早发现和证实了戊型肝炎的存在。1985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室通过应用排除甲、乙型肝炎结合戊型肝炎流行病学特征的方法，对多起肝炎爆发疫情调查，证实了我国存在戊型肝炎^［4］。其后又对其进行了较深入的流行病学研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同时在国内较早应用国产恒河猴实验感染戊型肝炎并予以传代成功。

②1995年底和1996年初，美国两个研究小组分别确认了庚型肝炎病毒的存在。1996年下半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肝炎研究组首先完成了中国人庚型肝炎病毒全基因的克隆和测定^［5］，并在美国基因数据库注册。此成果被评为“96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之一。同时，他们及军内某些单位还对我国部分地区不同人群进行了庚型肝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庚型肝炎病毒感染在我国广泛存在。

③1997年底，日本学者报告发现了另一新型肝炎病毒，称之为TTV。1998年6月，军事医学科学院肝炎研究组首先报告了我国人群中也存在TTV感染^［6］，并随后克隆和测定了中国首株TTV的全基因序列（Genbank 注册号：AF079173）。此成果被评为“98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之一。同时，他们及其协作单位还成功地建立了检测TTV DNA的PCR及斑点杂交方法；建立了TTV实验感染的动物模型；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在我国北方和南方均存在TTV感染，TTV可能是非甲～戊型肝炎的重要病原。

2.对军队常见或有潜在威胁的许多传染病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流行病学研究，丰富和发展了对我国许多传染病流行病学的认识。建国50年来，军队许多科研、教学及防疫单位的流行病学工作者针对军队平战时常见的及具有潜在威胁的多种传染病，如疟疾、蜱传斑点热、恙虫病、Q热、肾综合征出血热、登革热、野兔热、病毒性肝炎、感染性腹泻病、流感、肺结核等都曾开展过较系统的流行病学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其研究结果，不仅在指导部队对这些疾病的防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对我国许多传染病的流行病学认识，以下仅举几个突出的例子加以说明。

⑴关于肾综合征出血热传播途径的研究：肾综合征出血热的传播途径相当复杂，虽然以往国内外学者都对此做过不少调查研究，但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定论或证据不充分。80年代中期开始，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沈阳军区医学研究所及南京军区医学研究所共同组成的协作组，对肾综合征出血热传播途径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7］，取得的主要结果是：①通过实验研究和现场调研相结合的方式，从本病病原体汉滩病毒气溶胶来源、气溶胶传播及气溶胶感染三个环节全面证实了肾综合征出血热气溶胶传播的存在，且在一定条件下是鼠、人间传播的主要途径。该研究结果解决了气溶胶能否传播肾综合征出血热这一国内外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②进一步系统地证实了经皮肤伤口和粘膜传播为本病流行的重要传播途径，系统证明了本病经口传播的可能性及其传播条件。③全面严格地提供了本病经螨传播的证据，包括革螨、小盾纤恙螨的自然感染、叮刺感染及经卵传递的证据。④通过实验研究，证实在鼠类中存在汉滩病毒的宫内垂直传播。

⑵关于恙虫病自然疫源地的研究^［8］：恙虫病是我国早已认知的一种人兽共患病，战时对军队危害甚大。鉴于建国初期，在进驻福建、广东、云南及浙江的部队先后发生多起恙虫病的流行，为防治本病，军队流行病工作者早在50年代就对一些省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基本摸清了本病疫源地的分布、贮存宿主、传播媒介及部队感染方式。我国恙虫病的地理分布，原以为仅局限于南方各省，但至80年代中期，军事医学科学院、南京军区医学研究所先后报告在山东、江苏发现证实存在恙虫病及其自然疫源地，大大促进了我国北方恙虫病的调查研究工作。其后在北方多地发现有本病的发生及其疫源地的存在，其中包括沈阳军区医学研究所在东北三省、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山西运城地区先后发现本病疫源地。

⑶对于新疆北亚蜱传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