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敬的卫生部长，

崇敬的北京医科大学校长，

尊敬的教授们，

阁下、同道、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特别高兴地再次访问中国北京，访问这个宏大的大学。

这是我7月份担任总干事以来对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第一次正式的国家访问。我们选择中国不是一种巧合。

从历史上讲，中国对医学的进展做出过一些最重大的贡献。早在欧洲人以科学方式对待医学之前，中国就发展了先进的诊断和治疗技术。许多这些传统的技术在当今世界各地仍在应用。这里有几千年的知识供世界大家庭去挖掘和分享。

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在20世纪后50年中，你们为改善世界最大人口大国的健康把握住了特别迅速而全面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生期望寿命翻了一番，而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35‰，这是一项惊人的成果。

我们知道，这些成就不是别人的恩赐，而是努力的成果。

中国告诉历史，居民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和中国人民社会经济的逐步改善密切相关。关键在于：健康是强大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增进健康是消除居民贫困的首要战略。

在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各国将继续看着中国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如何进一步改进国家各地乡村和城市居民卫生保健的普及工作?中国能如何对付双重的疾病负担—既解决结核病和HIV/艾滋病等传染病问题，又同时面对向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非传染病发病方式的转变?此外，卫生系统如何调整自己，使之适应社会快速的老年化?

部长先生，这些都是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它们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因而也是世界卫生组织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开展工作，收集最好的证据，并对会员国提供最佳咨询，以帮助他们战胜疾病和建设健康社区的努力。

这就是中国仍然对我们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这个伟大的国家是当今全球卫生议程的关键环节。

今天我想与你们交流我们目前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想法。

首先有一个全面普及卫生保健的原则。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原则。

普及是我们按其自身的条件持有的价值观。但这还不够。普及也是与贫困做斗争的方式。如果不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的高质量保健，疾病就会在最贫困人群中孳生。社会其他脆弱人群、低收入或无收入市民、残疾人、老年人及带有幼儿的母亲，也会健康状况不良，享受不到卫生系统的服务。

不健康是要付出代价的。它意味着未发现的机遇和未挖掘的潜力。我们知道这样的方程式：不健康导致贫困，而贫困滋长着不健康。我们需要打破这个循环，而中国已经走了很远的路程。不健康影响着经济的增长。贫困和不健康的农民没有能力在他们的农场正常工作。他们推销自己产品的时间更少。工业界不健康的工人身体虚弱，并且经常旷工。不健康的儿童和学生功课都不够好，有的辍学，并且以后会失去经济上的机遇。

最为重要的是，长期不健康和贫困与基本人权—人类尊严和公道背道而驰。

观察中国和整个亚洲，近几十年来，快速增长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素能够解释的。一部分原因无疑是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但开明的卫生政策也使国家分享到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强大潜力。这是主要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卫生条件的改善远远超出仅仅因为收入增长而期望达到的水平。好的卫生政策可以获得显著的效果，还有科学今天给予我们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提高收入水平。

健康如同受教育，是一种形式的人力资本。一份新近的作品认为，健康的提高带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并带来更高的增长率。改善健康对多数脆弱者—最贫困人群和缺乏教育者可能具有最好的效果。

我要告诉你们，世界卫生组织将支持那些以我们新的、更加强调以证据和情报为依据制订政策的全世界决策者。我们需要告诉主席、总理和财政部长，他们才是真正的卫生部长。我很高兴地获得了机会，在访问中将与中国领导人商讨这一点。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家庭摆脱了贫困和脆弱。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已经承诺，他们将取得对人民福利至关重要成果，这是值得赞赏的。令全世界瞩目的是在每年12月国家免疫日所开展的活动，它得到了主席、政府以及老师、警察和乡村卫生工作者的支持，所有这些人都参加了这一活动。这是很大的鼓舞，成果是显著的。中国现在已经接近消灭脊髓灰质炎，这远远早于全球消灭脊灰的宏伟目标，那就是25个月以后的2000年底。在90年代加紧实施的重要的公共卫生规划，得到高层的政治支持，以及多部门参与和群众参与。中国巨大的努力取得如此的成功，值得祝贺。

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就是卫生系统的改革，更具体地说就是卫生集资系统。随着疾病模式的改变，随着我们人口模式的改变，以及国家出资的改变，面临这一挑战的不仅是中国。

在世界卫生组织，我们正在着手大家所看到的“新普及主义”，解决普遍覆盖的新途径。普及高质量保健仍然是基本原则。政府应负责确保群众享有保健。只有公共部门才能保证这一基本的广泛权利。政府应通过确定重点提供战略领导，承认政府为保健出资是有限度的，每个国家，包括中国，都应为自己确定个界限。

制订重点和确定界限需要了解，哪些努力可以取得最佳效果，使多数人受益，并获得最有效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将随时准备向各国提供这方面的咨询。

在中国有现成的核心机构，并有公务员、工人、农民、学生的保险制度及预防保健资金。在城市地区的计划中，首要的目标应该是确保工人家属也获得保护。换言之，将他们纳入保险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社会保险，我们可以保护居民免于支付使用费的问题。如果健康保险能承担高额的医院帐单，这就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担。然而门诊治疗的保险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如果门诊治疗不能得到足够的保险，人们就会延误寻求基本保健。延误或耽搁医疗保健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卫生保健费用。门诊的保险如果设计恰当，对避免昂贵的医院费用是很关键的。

中国的主要挑战是卫生财政的改革，这会影响到大多数人，主要在农村。

当80年代在农村放弃合作医疗保险系统的时候，许多贫困农民的状况恶化了，因为他们自己要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我认为，1994年卫生部和国务院决定恢复农村合作医疗系统是明智的。这一决定提高了农村居民卫生服务的普及率。

你们已经作过实验。一个项目小组进行了重要的工作，它支持在7个省14个试点县建立新的体制。一些这样的试点县表现很好，出台了一些保护农民的方式，而在过去从未有过，或很少有过。获得的经验也有助于卫生部制订一系列规章和指南。这些农村系统的进一步扩大已列入中国2010年长期发展目标。这个小组与中央、省、县和村级决策人进行了合作。世界卫生组织给予了支持。对卫生组织国家办事处、区域办事处和总部各级来说，大力协助开展农村健康保险项目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你们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继续支持。

我的第二点看法是关于疾病的双重负担。中国将不得不面临传染病的威胁，同时又面临非传染病新的流行。这增加了整个卫生系统的压力。我们如何培养卫生工作者，如何计划我们的医院基础设施，及我们的集资系统采取怎样的结构。

对世界卫生组织来说，与传染病做斗争仍然是我们职责的关键部分。

中国已经走了很远的路程。现在当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减少疟疾项目的时候，全世界都能从中国学到成功的抗疟经验。我感谢中国的积极支持。在这个区域，10个国家大约1.1亿人接触到疟疾的危险，一些国家的发病率高得令人无法接受，并且抗药性的不断增加成了日益严重的问题。据报告，在东亚和大洋洲有大约100万临床病例。

减少疟疾倡议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项目，其目的是大大减轻全球的疟疾负担，措施是进行因地制宜的干预，并对受害居民加强卫生服务。中国将是这一倡议的重要伙伴。它可帮助本区域的其他国家与疟疾作斗争。这样还可以避免疟疾再次大量传入中国。

中国对研制抗疟药物有着印象深刻的跟踪记录。青蒿素2000年来一直用于对发烧的治疗，它的效用是显著的。希望中国能帮助世界生产和销售抗疟合剂。

在中国还有需要大力防止的严重疾病—如结核病，现在它还同HIV流行紧密相关。

中国在西太平洋区域承受着很大一部分结核病负担。它是目前中国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上升到每年死亡28.8万人。中国每年新的传染性结核病病例总共63万人。在多数边远县农村人口中及在高经济活动区流动工人中，结核病问题最为严重。

但好事正在发生。1992年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在13个省实施了短程督导疗法(简称DOTS)战略，大约覆盖了中国一半人口。到1995年，DOTS扩展到项目省的1200多个县。自项目开始后，100多万传染性结核病例被治愈，现在每年大约对30万病例提供医疗。在全世界所有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短程督导疗法战略的国家中，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