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秦伯益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药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致力于神经药理毒理研究，特别是在神经性毒剂预防药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他以自身的经历、感人的笔触道出对待机遇与挫折的态度。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教育。

人的一生，总有机遇，也有挫折。抓住机遇，见机行事，就成功；坐失良机，就与成功无缘。有的人受挫即折，每挫每折；有的人遇挫不折，越挫越奋。结果自然成败立见，优劣分明。

1948年底，高二上学期刚结束。学校布告栏上贴出一则校长通令：“鉴于秦伯益和×××屡犯校纪，特勒令退学”。勒令退学是仅次于开除的处分。被开除的学生，不能再进当地任何学校。勒令退学，可以转考其它学校。所谓屡犯校纪，是指我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星火社，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等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学生运动。这一处分，不仅在校内引起不少震动，在我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震动也不小。无锡秦氏，世代书香，诗礼传家。一个孩子被颇负盛名的辅仁中学勒令退学，当然是很不体面的事。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可想而知。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受到的大的挫折，当时我刚过16岁。

在一片谴责和叹惜声中，唯一例外的是我的父亲。他对我说：“你不是什么品行和学业问题，无非是政治信仰问题。国共之争，已渐明朗。共产党的军队已攻下济南，天堑飞渡，投鞭断流之日不会太远了。你的前途，决定于你自己。如果将来你有成就，这一处分反成了光荣历史，辅仁中学还会请你当校友。如果你没有出息，那么说明你从小顽劣，不堪造就”。就这样，1949年初我转入无锡中学。顺便说一下，这两所学校都是无锡的好学校。钱钟书就是辅仁中学第一届毕业生，现该校已有裘维藩、许智宏等8名院士，在江苏省与扬州中学均列前茅。今春我回校参加同年校友的世纪聚会。校领导专门请我给全校师生作一场青年成才的报告，反映强烈。50年前父亲的话幸而言中。这是我可以告慰于我父在天之灵的。

无锡中学也是一所好学校。它由著名教育家高践四毁家兴学而建，国学大师唐文治是首任校长。无锡中学的民主气氛很好。学生们可以在宿舍里自由地谈论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观察》、《展望》等左派杂志也可以半公开地传阅。我如鱼得水，欣喜异常，活动比在辅仁中学时更多了。4月24日无锡解放。兵不血刃，秋毫无犯。我们这些压抑已久的民主学生顿觉解放，万象更新，全身心地投入各项社会活动中。我到处做宣传鼓动、演活报剧、指挥唱歌，如痴如醉，若癫若狂。在一片欢欣鼓舞声中唯一例外的又是我的父亲。一天，他平静地对我说：“革命胜利了，今后主要是建设。现在刚解放，社会改造工作千头万绪。如果你继续这样活动下去，书就读不成了，自然而然就从政了。而从政的风险很大，还是学医做专业工作好”。那时，我的表舅，后来的南医微生物学教授周瑶玺作了一个关键性的建议：“既然伯益准备学医，不如今年暑假就考大学，高三不必上了。只是国立大学不收跳级生，可以先考进私立大学，第二年再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国立大学”。于是，1949年秋我考进了上海东南医学院，1950年秋又考进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设想当时我若继续留在无锡，那就会像其它有些同学那样，先后因各种需要而转入党政军民各种队伍里去。事实证明，对我来说，从事业务工作，是合适的。否则，也就不是今天的我了。不幸的是，一向谨言慎行的我的父亲却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在1974年带着满腹学问，戴着一顶政治帽子凄凉地离开了人间。两年后平反书下，20年沉冤，就以一纸空文了结！由于这顶帽子，我父亲始终未能来京探亲访儿，未能一睹他心仪已久的北京古文物。这是我抱憾终生而无法告慰于我父在地之灵的。

上医，素以教师好、学风正著称。毕业前我萌生了希望从事基础医学，尤其是药理学研究的念头。实习时，学校安排我重点学外科，而我却认为抗生素发明前，手外伤感染后不少人的手要被切除。可是青霉素发明后，很多手保存下来了。心脏病如果有好的预防和特效药，也未必都要做复杂的心脏外科手术。因此，我有志于新药研究，希望研制出新药，造福人群。毕业时教育部给上医一个药理学名额去苏联留学，选派去的竟就是我。我如愿以偿，喜出望外。这一次机遇，又一次决定了我的一生。它不仅使我得到了药理学专业培养，而且避开了当时在国内不断进行着的“反右”、“拔白旗”、“三面红旗”、“反右倾”等一系列左的政治运动。如果我在国内，以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性格特点，就很难想象会被冲击成什么样子了。留苏，客观上给了我一个趋利避害的机遇。

在苏联时，导师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卡拉西克教授。与我同窗共读的还有池志强同志，对我帮助指导良多。我仅化了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副博士学位论文。留下充裕的时间参观、访问，打下了较全面的学科基础，准备回国后从事新药评价工作。在苏联，我入了党，得了学位，结了婚，还提前回了国。带回来的只有一块手表和两箱书，别无长物。这是我在苏联三年多的全部积蓄。坐在西伯利亚大铁道上飞奔着的车厢里，我满怀憧憬。一心想：22年求学生涯终于结束，祖国急需人才，社会主义阳光灿烂，是可以舒展自己才干的时候了。对回国工作，我做了种种准备。或搞教学，或做科研；或在首都，或到基层，我都考虑过。惟独没有想到会分配到部队里。命令下来，我没有别的选择，听党安排。

从1960年到1980年，整整20年，我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也没有任何社会学术兼职。先后置身于国防工业毒物、军用毒物、神经性毒剂预防药物、胆碱酯酶抑制剂和重活化剂等的研究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雨晨昏人不晓，个中甘苦只自知。尽管一项项任务完成了，但那期间70多篇科研总结却至今深锁保密柜。凭着那时知识分子特有的虔诚和痴情，只顾埋头苦干，不计成败利钝。当定了无名英雄，倒也心态平衡，别无他顾。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期间的研究生涯，也有失有得。失的当然很明显，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交流、提高、对外影响等都受到限制。但也有得，那就是专心致志地研究，踏实地工作，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倒较扎实。人生道路不都由得了自己。摆在了特定的岗位上，就得因势利导。上什么山，砍什么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这20年中还有一段必须回顾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初到1972年底将近7年我没有工作。全家下放五七干校3年。林彪自我爆炸后回院，进行甄别平反。很多人为平反事费神劳心，字斟句酌，半年一年地久拖不决。我很乾脆，作了一个总表态：凡是我自己交待的都是事实，不用逐条核实。批判时你们给我上纲上线的，你们自己纠正去吧！在我看来，平反不平反，决定于政治大背景。我是清清白白地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运动一搞，我就挨整了。今后如果不搞运动，搞科研，我依然是骨干；如果还要搞这种运动，我肯定还会挨整。因此对平反结论我并不在乎，我认为写好了不是护身符，写坏了也不是卖身契。迭经挫折，我皮实了。我需要工作，需要将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于是我日以继夜地埋头搞科研，15年内一连完成了3项国家级奖励的成果。但这期间也有偏颇。一头扎进科研，对自己全面提高注意不够，如英语口语能力，高新技术的学习和运用都嫌不足。对我后来的发展有所影响，这又是失。

神经性毒剂预防药的研究是我所长期的重点方向。技术指标要求能同时预防外军装备的多种神经性毒剂，不良反应要小，有效时间要长，制剂要稳定。这当然不是一个单药所能解决，必须组成复方。所里以往已筛选过近2万个药，组成过2个复方，但仍达不到上述要求。我从五七干校回来，组织上就把研制新复方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与肖文彬、柳用绍等从各类药物中优选药类，再在每类药中优选具体药物，并将入选的药物优选剂量。然后是复方药理、作用机制、毒性评价、配伍关系、制剂分析、人体试服，现场作业等全套工作。最后选定的复方中3个主要药物都是我所创新。我们以10年时间，集所里近30年研究工作的大成，完成了最后组装任务，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那是1985年。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发生沙林事件，全世界为之震惊。善良的人们哪里会知道这种杀人的毒气，更哪里会知道该如何对付它。而早在10年前，我所同志们已研制成全套诊、防、治药械。这时我明白了什么叫战备科研，什么叫无名英雄。尔今回眸应无憾，十年辛苦不寻常。

可逆性胆碱酯酶抑制剂的研究也是我所重点方向。国外长期以来未能跳出氨基甲酸酯类化合物的范围，因而始终未能克服有效时间短，制剂不稳定，一般口服无效，不能进中枢，不良反应严重等缺点。我所中药组在筛选了5000多种中草药后发现一种草药作用较好，并经徐择邻教授提取到了单体。这药有没有药用价值，那就要进行药理毒理的全面评价了。我和柳用绍、宫泽辉等证实了这药的药效确切、作用时间长、口服有效、制剂稳定、综合性能明显好于过去的药物。在宫泽辉的酶动力学研究中还发现它能选择性地作用于真性胆碱酯酶，而且能进中枢。这样，药用条件具备了。唯一不放心的是不良反应。在选用一个新药前，研究人员一般都要首先试用，而且剂量往往要试到超过临床拟用剂量的好几倍，直至有明显不良反应为止。在组织批准下，我首先服用了它。在服用临床拟用量的2倍、4倍量时，什么反应也没有，说明此药可用。在用到6倍量时有轻微的反应，问题还不大。接着我毅然服用了8倍剂量。结果出现全身无力、面色苍白、手足冰冷、恶心呕吐。不良反应持续了整整一天。这一天我很难受，也很高兴。难受的是躯体承受了多种不适，高兴的是发现此药作用时间很长。因为这类药作用时间越长越好。老的氨基甲酸酯类化合物有不少正因为有效时间太短而无实用价值，而这一致命缺点，这一新药克服了。我服用的这个剂量也就作为最高剂量记录了下来，以后再也没有人服用过这个剂量。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