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形虫的发现至今已九十年，经过各国学者的研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美国一些学者的深入研究，弓形虫病(Toxoplasmosis)作为医学上的一个疾病，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开始研究此病，五十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

九十年前在地球的两半球几乎同时发现了弓形虫，1908年法国学者突尼斯巴斯特研究所所长Nicolle及其同事Manceaux在北非研究野生动物利什曼时，在刚地梳趾鼠(Ctenodactylus gondii)的肝、脾单核细胞中发现了一种形态类似利什曼的寄生物，经过仔细研究，1909年命名为刚地弓形体(Toxoplasma gondii)，几乎同时，1909年意大利罗马大学细菌学副教授Splendore独立地在美洲巴西的一种死于寄生虫病的兔体内也发现了弓形体，称之为兔弓形体(Toxoplasma cuniculi)，1910年Prowazek在日本鼹鼠，同年Mello在突尼斯的狗，1911年Carini在巴西的鸽，1913年Sangiogi在意大利鼷鼠，1914年Coles在英国松鼠，1930年Ruoshuheng在苏联黄鼠，1932年Coutelen在澳大利亚的一种Phascolomys及法国的鸡貂，1937年Sabin在美国豚鼠，1939年Hepding在德国的鸡等动物体内相继发现弓形虫，这样每个作者在一种动物体内发现弓形虫时即给以一个新命名，故从1908～1939年的30多年中至少有16位作者在鼠、鸡、兔、猫、狗、鸡貂等18种脊椎动物体内发现弓形虫，虽然这些发现未作过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但后来不断发现了动物弓形虫病，如兔弓形虫病(Splendore等，1909年)，狗弓形虫病(Mello,1910年)，1939年Hepding在德国从患脉络膜视网膜炎的母鸡体内分离出弓形虫并首先报告了鸡弓形虫病，1942年Olafson等在美国首次报告了猫弓形虫病及绵羊弓形虫病，1953年Sanger等在美报告了牛弓形虫病，这些研究及发现，为动物弓形虫病的研究打开了大门。现已知弓形虫存在于全球五大洲的至少200多种动物体内，过了半世纪，1969年英国青年学者Hutchison在猫粪中发现卵囊，至此人类对弓形虫的生活史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现已知弓形虫是一种具有双宿主生活史周期、双相发育的球虫，它在猫科动物体内可完成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过程，而在人和其他动物体内只能完成无性生殖过程。猫科动物是其终宿主，其他动物和人是其中间宿主。弓形虫在生物界中的地位属于原生动物门，孢子虫纲，球虫亚纲，真球虫目，弓形虫属，刚地种。刚地弓形虫是人兽的一种重要共患病原体，国内早期文献的汉译名有：弓浆体、弓浆虫、毒浆体、毒浆虫、毒浆弓形原虫、弓形体、弓形原虫等。考“Toxo”来源于希腊字“Tosov”，即弓形之意而非毒，Plasma即形体之意而非浆，故译为弓形体比较合适，但滋养体只是此原虫全部生活史中的一个部分，并不能代表此虫的全貌或全部生活周期相，故称之为弓形球虫或弓形虫更为合适，对此国内学者们的认识已趋一致，基本取得共识。滋养体常存在于感染组织细胞以外，在组织切片上发现典型的弓形体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弓形体是严格的细胞内寄生虫，在普通培养基上不繁殖，只在鸡胚组织细胞及实验动物的体内可以繁殖，小白鼠是最常用繁殖弓形虫的实验动物模型，每毫升腹腔渗出液中可含3～4亿个滋养体，在猪肾细胞培养液中每毫升约有一千万个滋养体，几乎都游离在细胞外，很适合作抗原，弓形虫在人肌体除红细胞不寄生外，可在所有器官的细胞内寄生，使宿主细胞破裂，尤其当肌体免疫功能下降或受损时或在幼嫩胚胎组织内，滋养体无性繁殖造成组织器官的严重损害或泛发性感染，弓形虫对脑的损害可由肉眼可见的针头大病灶或到脑组织完全破坏，人感染弓形虫出现虫血症可由输血途径传染给他人，如果肌体免疫功能正常则肌体逐渐形成包囊，包囊内的虫体叫缓殖体，缓慢繁殖可到千或几千，包囊破裂后虫体逸出进入新细胞形成新包囊，包囊在中间宿主或终宿主体内均可出现，包囊常在慢性感染的脑、肌肉等组织形成，有一层由虫体分泌而形成的弹性坚韧的薄膜，并呈嗜银性，这种球状包囊可长期存活于宿主体内，甚至终生。包囊有较强的抵抗力，这也是弓形虫病不易彻底治愈的因素之一。当弓形虫侵入猫或猫科动物小肠上皮细胞后，虫体进行裂体增殖，产生裂殖子，呈扇状排列的裂殖体，经数代增殖后，裂殖子就变成了配子母细胞，产生大(雌)小(雄)配子体开始有性繁殖，大小配子体结合而成合子，合子发育成卵囊，卵囊随猫粪排出体外，1克猫粪中可有数百万到数千万个卵囊污染环境，卵囊具有更强的抵抗力，在常温及一定湿度条件下，在外界可保持感染力一年多时间，刚排出的卵囊没有传染性，只有经孢子化后，成熟的卵囊才有传染性，尤其它污染了水源、食物而被人等中间宿主摄入侵入肠道，子孢子逸出通过血流或淋巴系统扩散至全身而侵犯组织器官，使人患获得性弓形虫病，弓形虫病除经血行途径使人感染外，它基本上属经口感染的肠道传染病。1922年捷克眼科医师Janku报告了1例弓形虫病，这是人类弓形虫病例的首次报告，这是1名11个月右侧盲目、左侧眼畸形及脑积水病儿，死后发现双侧眼底黄斑部有变形病变，并在视网膜切片上发现弓形虫包囊，文章发表在捷克医师杂志，Janku氏提出的先天性脑积水与弓形虫有病原学联系的观点后被许多研究者证实是正确的，所以早期人类弓形虫病也叫了Janku氏病。1959年Jira在捷克寄生虫学杂志上发表了纪念他的文章，附25张插图，并被译成德文。研究弓形虫病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以美国Sabin及Wolf等为代表的1937～1955年的工作，1937年Sabin及Olitsky由豚鼠分离出弓形虫株，此株可使小白鼠、家兔、鸡、猴等动物致病，作者对其繁殖、细胞损害等作了一系列观察。1941年Sabin又自1名5岁患急性脑炎病死后的男孩脑组织分离出RH株弓形虫，RH是此男孩的姓名，此株直到现在仍使用于许多国家的实验室，成为国际上一个著名的标准株。1937年Wolf及Cowen曾发现1例患脑炎、脑积水及脉络膜视网膜炎的弓形虫新生儿，1939年Wolf等自1名出生后31天死亡的脑积水患儿脑组织分离出弓形虫，他们用此虫株与RH株进行比较研究，在生物学及免疫学性质等方面十分相似，后来Wolf、Cowen及Sabin等进行了大量工作，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不论由人或动物分离的弓形虫均属于一个种，即刚地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 Nicolle & Manceaux 1909)。Wolf等提出的弓形虫是人类出生前感染致病的病原体的见解后，被许多先天弓形虫病例的发现而证实是正确的，此后获得性弓形虫病亦有不少报告。1948年Sabin及Feldman建立了本病独特的血清学诊断方法—染色试验(Dye test)，开始时曾对此法是否与其他寄生虫有交叉免疫反应有怀疑，后来经过进一步研究，得出染色试验具有特异性的结论。1953年发现乙胺嘧啶与磺胺治疗弓形虫病有协同作用。1956年Garin及Eyles发现螺旋霉素实验治疗本病有效。经调查弓形虫感染及弓形虫病分布在世界各地，并不受气候或地理的限制，例如在我国海拔最高的西藏及海拔最低的台湾均有本病的流行。人群感染率各地不同，从0.09%到94.0%，推算全球平均感染率在25%左右，即世界人口1／4感染弓形虫。弓形虫病被诊断出来的不多，疾病的发现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诊断水平，例如英国1971年即登记弓形虫病1 071例、美国专家估计每年约出生3 000名弓形虫病患儿，实际此病存在已久，是一个古老的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如果没有各国科学家的诸多研究，积累了所获得的一些知识，人类也不会达到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科学是人类的智慧结晶，认识一个新生物种的目的，和其他科学一样，是为人类利益和健康服务的，在1953～1970年间至少开过12次关于医学方面的国际会议研讨弓形虫病的问题。

建国前我国未见有弓形虫及弓形虫病的报告，1955年于恩庶在福建平谭等地作恙虫病调查时，首次自兔及猫体分离出弓形虫，后又从猪、豚鼠、罗赛鼠体内分离出弓形虫，1957～1960年钟惠澜、曹维霁等在西安郊区的犬和北京郊区的猪淋巴结及内脏涂片看到了弓形体样物，1960年我国派留学生赴莫斯科苏联医科院格氏流行病学及微生物学研究所进修包括弓形虫病在内的自然疫源性疾病，1964年江西谢天华首次报告弓形虫病例，男性，1岁半，余干人，双目失明，左眼底有渗出性病灶，前囱未闭，不能站立，智力发育不全，诊断为弓形体性视网膜脉络膜炎。1977年吴硕显首次从上海“无名高热”猪体内分离出弓形虫，因而在兽医界引起了震动。1979年徐秉锟报告1例弓浆虫病，并自其体内分离出弓形虫。1978～1979年崔君兆首次在国内进行流行病学研究。“广西人畜弓形体病研究”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在我国18省、市、自治区200多个县开展了以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为主的《中国人畜弓形体病调查研究》项目(以下简称协作组)，采用统一的IHA检测12万份人畜血清，分离出37株弓形虫，应用模糊聚类、催化模型、灰色系统理论、Logistic、逐步回归等10余种模型及理论对调查所获的大量数据进行了数理流行病学分析研究，对全国弓形体感染人数及病人数进行了评估，建立和改进了11种实验诊断方法或技术，发现和诊治11名病人(在本项研究时全国报告的弓形体病例不超过7名)，尤其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病人，在国内外均属首次报告，并首次提出了《弓形体病诊断参考标准》及《弓形体感染地区分类标准》，协作组共培训数百人次，发表论文119篇，培养了一批人才，出版著作、资料汇编6部、150多万字，本项目是一项医学和兽医学的合作研究，内容包括病原学，实验诊断、流行病学及临床诊治等，其研究范围之广(18个省、市、自治区)，参加单位及人员之多(50个单位，183名科技人员)，时间之长(前后历时8年)，所获数据之多，不但在我国是空前的首次弓形体病研究，在英、美、俄、日等其他许多国家也未见有如此规模的大型协作弓形体病的研究报导，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完成的这项大规模弓形体病协作研究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及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各级领导与协作单位的支持及协作组全体人员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计划的。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