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9年，Lillehei施行首例犬自体全小肠移植，存活长久，但随后许多学者施行同种异体小肠移植均未得到长期存活。1971年，Monchik首次报告大鼠异位小肠移植，供肠两端造瘘，肠系膜上动、静脉分别与受体腹主动脉及下腔静脉吻合，移植物被迅速排斥。1982年Reznith首次在犬身上进行异体原位小肠移植。1964年Detterling施行首例人类小肠移植(母肠给子)，至1985年临床共进行7例小肠移植。其移植长度多为100～170cm，少数为全小肠，个别包括部分结肠。术后最长存活76天，均因排斥反应、血管栓塞、败血症而失败。

八十年代环孢素(CsA)问世，小肠移植的病例数又开始上升。1989年Gnant成功地施行了世界上第1例肝、小肠联合移植，术后患者经历了几次轻微的排斥反应，均用OKT3及常规免疫抑制剂所控制，术后3年时患者生活自如，饮食同常人。从1990年到1993年短短3年的时间里，美国匹茨堡组共施行使用FK506治疗的小肠移植59例，术后42例存活，其中34例完全脱离TPN并可不受限制地经口进食。患者和移植物术后1年存活率分别达到77.6%和67.1%。至1995年9月，全世界共有20个医学中心(包括中国)完成180人次(170例患者)人体小肠移植。其中小肠肝联合移植83例、多器官移植28例、单独小肠移植69例。小儿约占50%。术后存活率1年为61%，3年约40%，存活最久者已达7年。1997年施行小肠移植已200余例。这些结果有力证实：小肠移植完全可用于临床治疗缺失小肠功能的患者，并且现在已经进入实用阶段。国内同济医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等均相继开展动物大白鼠、犬、猪的小肠移植，同济医科大学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大鼠肝肠联合移值模型已经成功。并从病理组化、神经免疫组化等方面证明肝脏对同时移植的小肠有减轻或延迟排斥的作用。南京军区总医院等在动物实验基础上行成人全小肠移植3例，最长存活1年余。同济医院首次在国内开展1例多器官移植。小肠移植适应证多为行广泛肠切除术后所引起的短肠综合症患者。其切除原因在小儿如肠闭锁、肠旋转不良、肠扭转、肠坏死、坏死性肠炎、先天性腹裂、全肠型无神经节细胞症和息肉病，成年人则多为肠系膜血管栓塞、外伤、肿瘤而切除大量小肠或由于炎症等原因导致小肠失去功能如克隆氏病以及慢性假性肠梗阻等。

一、供肠的切取：亲属间的活体小肠移植时，供肠需连带一定长度的肠系膜上动脉和肠系膜上静脉段，以供吻合之用。尸源性供肠可保留肠系膜上静脉蒂(或门静脉段)，肠系膜上动脉也可尽量游离足够长度，或带Carrel补片。肝小肠和全腹腔器官联合移植时，供体器官切取术按原位灌注、整块切取的原则进行。

二、受体手术：单独小肠移植，单独小肠移植的动脉重建都采用供肠肠系膜上动脉与受体腹主或髂总动脉端侧吻合，供肠肠系膜上动脉在切取时可带Carrel补片或一段腹主动脉。小肠移植的静脉重建根据回流途径分为：供肠肠系膜上静脉对受体下腔静脉(或髂总静脉)端侧吻合、肠系膜上静脉对门静脉端侧吻合以及肠系膜上静脉对肠系膜上静脉端侧吻合3种类型。

三、术后免疫抑制处理：迄今为止，成功的临床小肠移植主要依靠以CsA或FK506为主的两类免疫抑制药物处理方法。在临床小肠移植中，无论CsA还是FK506，都采用联合用药的方式。以CsA为主的术后免疫抑制联合用药的基本组合方式是CsA加皮质激素。根据患者的情况还可辅加抗淋巴细胞球蛋白和OKT3、硫唑嘌呤。术中即开始由静脉给予CsA, 100mg/kg，术后仍经静脉持续给药，10～20mg^．kg^-1．d^-1。当移植小肠功能恢复并开始进食后可改为口服给药(一般在术后4周时)，给药剂量通过监测血药浓度来调节控制，一般维持在300～500g/L，持续3个月，以后将血药浓度维持在200g/L水平。皮质激素也同时在术中开始给药，常用甲基强的松龙，按2mg^．kg^-1．d^-1量给药，术后渐减至0.5～1.0mg^．kg^-1．d^-1维持。使用FK506者则加强的松龙及前列腺素E₁，移植物恢复血供后立即开始静脉用药，FK506为0.10～0.15mg^．kg^-1．d^-1，术后2～3周能进食时改为口服0.3mg^．kg^-1．d^-1，分2次服下。

四、术后营养管理：小肠移植术后适应期的营养支持仍需依靠TPN。

(收稿：1998-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