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病，多遵循辨证论治原则，也有人习惯辨病用药，尽管能取得一定疗效，但却难得十分理想。笔者认为,应从病、证、药综合考虑，兹提出“辨病证医药学”，与同道切磋。

1辨病用药是临床医疗第一要务

通过诊断和鉴别诊断，准确分辨所患何病，可理解为辨病，然后确定使用何药治疗，可理解为辨病用药。例如咳嗽病、肺痨、肺岩均可出现发热、咳嗽，X线胸片有阴影，特别是后二者还逐渐消瘦，如不辨清所患何病，势必影响预后。因此，辨明所患疾病是临床第一要务。《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医书，书中52种疾病均按“辨病用药”原则治疗。《内经》有13方，亦采取“辨病用药”原则。《神农本草经》等历代本草文献大量记述一味药物治疗多种疾病，《肘后备急方》中治疗一个疾病有很多方剂，亦属“辨病用药”。汉唐迄今，不少医家习惯“辨病用药”。近代有人按西药药理使用中药，这也是“辨病用药”的表现形式。尽管有些药可适合多种“病”，但一方面由于人与实验动物之间存在差别，对动物有效不一定对人体有效；另一方面，在“病”的深层还存在“证”。因此，传统辨病用药虽可取得一定疗效，但未免有失。

2辨证论治是深入提示疾病个性的关键

张仲景提出“病脉证并治”“辨……病脉证并治”，陶弘景《肘后百一方》明确提出“证候”一词，此时临床医学已认识到仅仅“辨病”不够，还应注意证、证候、辨某某证、随证。一个疾病的深层客观存在若干“证”，或谓“证候”(证型、类型)，这些“证”多一定程度上在表里、寒热、虚实、升降浮沉、阴阳方面有偏，或在气、血、痰、湿、食等病因、病理变化产物方面以某种因素为主。中医临床须依据中医学理、法，准确辨证论治之。例如感冒只是疾病的病名，尚需深入辨别是那种证候，风寒表实证宜辛温解表，可选正柴胡饮冲剂等；兼气虚，可选人参败毒散等；风热表虚证宜辛凉解表，选银翘散等；风热表实证宜辛凉解表发汗，选桑菊饮等；感冒风寒夹湿，可选藿香正气软胶囊等。通过现代实验药理研究，已证明不同的感冒病证选用不同的治疗药物是有道理的。从药物显示的主治证候特点亦可掌握辨证论治，例如虚劳、肺痨、积聚均有一个以肾阴不足为主要证候的阶段，六味地黄丸功能补肾滋阴，是治疗此证的重要药物。这表明在辨准疾病之后，如证相同，可辨证采用相同药物治疗。但是，仅仅辨证而不辨病，则失之片面，甚至南辕北辙。

3提倡辨病证医药学，准确掌握疾病，提高疗效

鉴于传统的“辨证论治”忽视“辨病论治”，且存在过于机械、失之准确、古代辨证已难符合现代临床实际。鉴于古代科学技术状况及当时的哲学思想而使“辨证”自身存在不足，笔者提倡“辨病证医药学”，主张在研究大量历代医药学文献基础上结合医家个人经验，利用先进的现代科技(包括西医药先进科学的部分)，以中医药传统理论分析得到的定性定量报告，制定新的“辨病证医药学”疾病标准、证型标准与相关方药，掌握疾病主要特点，研制主要治疗方药，使“辨病论治”能解决疾病的主要症结，临床尽量辨病论治，而辨证论治是针对“辨病证医药学”概念下的相关“证候”，即针对“病”这个共性之外的个性。临床时，首先依据中医学理论从诸多症状、体征、理化实验发现的证据所体现的主要特征辨“病”，掌握“病”的核心症结，研究针对核心症结的药物(可称“核心方药”)；对于“病”所具有的个性特征(“证”)则依据各个“证”分别“辨证论治”，所用药物可称“卫星方药”。笔者临床即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及理化报告辨病，使用“核心方药”辨病论治；并依据相关理论辨证，使用“卫星方药”辨证论治。

当然，也不排除临床上一个“病”只有一个“证”或以某一主要证候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例如C5B1疾，从中医角度看，即以阴虚暑湿郁热证为主，故用擅于清热解暑除蒸的青蒿制剂如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治疗，疗效良好，但是容易复燃以及不够理想的另一小部分，则难以排除某些“证”的影响。又如，若研制适合各种感冒证候的药物，便可用一种抗感冒药治疗多数感冒，实现“辨病论治”，但总会有若干未能完全解决的病证留给“辨证论治”。辨病是寻求疾病的本质，寻求共性，辨证强调疾病在深层的个性差异。辨病证医药学中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指出机体具有一种随时调整、以保持自身经常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功能。当外界变化导致功能失调时，或由于外来因素导致机体内环境紊乱时，机体将作自动调整。药物与病人也有一个相互调适作用。传统辨病用药是机体适应药物产生的变化，机体若适应不了或超过调整极限，便呈现各种用药后的毒副作用。辨病证医药学是医家让药物治疗适合机体因疾病而发生的变化，着眼点在人体，因此与机体的情况更相符，给机体带来的负荷相对较小，使机体调整到相对平衡稳定的时间较少，对机体造成的损失也少，根据这种理论开发的新药既对“病”又对“证”，从而能够取得迅捷的疗效。

辨病证医药学是在继承张仲景学术思想和传统中医药理论基础上利用当代科技优势，吸取当代理化研究结果，掌握“病”的主要核心特征，制定合理方药而产生以“辨病论治”为主，“辨证论治”为辅，解决错综复杂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实际问题的医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