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humane study, education
传统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文科学内容十分丰富的一门学科。中医学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汇中华文化精华于一炉,在从宏观演化为人体生命科学微观的过程中,吸取了丰厚的古代文化营养,经过先哲们的睿智,孕育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一切社会现象生存的沃土,没有富饶的人文沃土就是一片荒漠,就不能孕育出包括中医学在内的各种自然科学技术。
1.传统医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受其滋乳
要了解传统医学中的人文因素,则必须知道它与其它文化现象的渊源关系。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就产生了以老子为代表的最完备的天道观。他整合了上古科学文化的精华,把“道”作为最高的实体范畴,用以说明世界万物产生的根源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性问题。就在他论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道德经》第42章),把阴阳学说中的阴阳升华为与道相连系,产生万物的“中介”时,用金、木、水、火、土为基本元素解释宇宙万物结构的五行说也在成熟。其实五行说来源很早,据《尚书*洪范》所载,箕子陈述上天赐给禹的“九畴”中第一条便是五行。这样,一个经过整饬的由“道”(一)、阴阳(二)、五行(三)构筑的中国式的宇宙起源与结构图式产生了,并渗透、影响着中国早期各自然科学和领域。其中渗透和影响最多的应该是中医学,因为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而人相对又是构成整个自然、社会宏观中最具活力的一个微观,具有与大自然相同的生存、变化的基理,人与自然、社会同一本源。
在早期的道家哲学中关于“气” 存在与作用的理论十分重要,与此相联系的中医学中关于“气”和“气化”的理论亦十分重要。《老子》哲学中的“道”是一个混沌未分的总体,由此自我分化或生长出的是一种统一的物质的“气”,这种气分为阴阳两个方面,阴阳变化交合再产生万事万物,因此“气”是万物的物质本源,而“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人也是“气”的产物。
本来“元气论”这种古代的哲学在先秦就很流行。《左传》就记有医和的六气致病论,到了战国“气”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多认为人的形体由“气”构成。《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荀况提出,天地万物,包括人都是由“气”构成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种与人密切相关的“元气论”不能不影响到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中去。就在稍后形成的 《黄帝内经》中仅由“气”构成的词目就有996次,至于“气”作为字目出现的频率更多达2952次(见武长春《内经词典》),并且把“气”扩展为自然界正常变化的气,人体功能心气、肺气、营气、卫气,维持人的正常活动,防病康复能力的正气、元气、宗气,表现为致病因素的六气(六淫)等十余种不同功能的概念。
中医学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溶合其它人文文化,丰富和扩展自己的历史,这其中它和道教的溶合最多。①中医学从它的最早的理论《黄帝内经》的问世到《伤寒论》中医方论的出现,中医学形成和完备的时期正是中国道教形成的时间,两者处于相同的历史发展水平基础之上。②“道以气为宗”(刘勰《灭惑论》引《三破论》)是道教的哲学基础。早期道教讲的“道”与“气”的关系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认为“道”比“气”更根本;另一种情况认为“气”比“道”更根本;三是认为“道者,气也”(陶弘景《养生延命录》引《服敢经》)。但无论哪一种气都与《内经》中“气”的重要地位相一致。③道教和医学在追求人的健康长寿目标上相一致。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提出了人死后如何的问题,而道教所要讨论的是“人如何不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道教更趋现实,它与《内经》中提出的未病先治的预防思想以及医学目的有一定的超同性。④以葛洪与陶弘景为代表的一些人,他们既对中国传统医药学作出过巨大贡献,又为道教的创立作出了贡献。按照老子的“见素抱扑,少私寡欲”(《老子》19章)而自号抱扑子的葛洪,不仅是著名的医学家,曾纂写过《肘后备急方》,在世界上最早记载了天花和恙虫病,而且纂写了《抱扑子》一书,为建立道教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南北朝的梁代陶弘景是著名的医学家、药物学家和道教思想家,他除著有医药学名著《本草经集注》、《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以外,还根据当时门阀等级观念创造了“真灵之阶位”,在其所著《真灵业位图》中,把“神仙”分为7级,使道教有了固定的崇奉的神灵。由此可见,道教不仅与传统医药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丰富了它的内容。医、道的结合还促进了传统养生学的发展。
2.把儒、道还于本源是医家最高修养
把德艺并举、大医精诚看作是医家的最高修养,这是传统医学十分突出的特色。在医学发展史上出现了许多讲究科学,不信巫术;博极医源,精心探求;大胆创新,不怕罪己;实事求是 ,不尚空谈;服务大众,不图显赫;一心赴救,不矜己德;羞恤凄怜,不怕恶臭;慷慨施药,不图回报的名医名家。这种把德与艺结合得如此紧密是把儒和道还于本源的结果。德属于社会、伦理的范畴,而艺即传统医学的技艺、技术及其相关理论,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社会伦理的论述正是儒学研究的对象,对宇宙本体的认识是道家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然而中国的古代哲学认为儒和道原本于一个本源。只不过是一个见诸于对宇宙本体的思考,一个见诸于政治——伦理的领域罢了。把“道”及五行学说与儒家的道德、义礼还于本源是德艺并举,大医精诚的哲学基础,即然儒、道同源,那么德艺并举、大医精诚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然而传统医学的德与艺、精与诚却又充满辩证法,即它们之间的思辩性,又构成其两种关系的特色。古人云:“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礼记*乐记》)意为道德修养的成就居于先,技艺成就处于后。这似乎是厚德而薄艺,然而古人又讲,“艺也者,德之精华也,德之不存,艺于何有”(袁枚《徐灵胎先生传》)即技艺是道德的精华,道德不存在了,技艺又有什么呢?因此“艺即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艺非道,貌袭之,道艺两失”(袁枚《与薛寿渔书》)就是说,技艺是仁道的有形体现,精益地探求它,那个技艺不是仁道,形式上凑合它,仁道和技艺两者俱失。把两者结合这样紧密且又具有思辩性,即使是现在也令人叹为观止。
3.汲取人文营养是中医院校人文教育的最佳途径
中医学之所以成为地道的中国式的民族医学,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和中国的各种人文因素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有成就的中医药学家就是在汲取了其它人文科学的精华的基础上来成就自己的伟业的。金元四大学派之一的滋阴派朱震亨所提出的“人阴常不足而阳常有余”的学术观点,把哲学与医学相结合,又运用地理学和物候学的知识,创立了滋阴学派,他对前人的继承和突破是在认识论上参用“太极之理”,吸取“《易》、《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提出了“相火论”和“阳有余而阴不足”二论。再例如有“百科全书”之称的《本草纲目》“上自坟典,下至稗记,凡有攸关,靡不收掇”,仅“释名”一项,就集文字、音韵、训诂学知识于一体,足称得起一部训诂学专著。显而易见,没有人文科学就没有《本草纲目》。
什么是人文,目前其定义有1~2百种,但是“一般说来,人们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所谓观念文化,主要指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它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意识形态,是介于两者之间而未上升为哲学理论的东西,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指在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制度,如宗法制度,姓氏制度、婚姻制度、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官制、兵制等等。……所谓器物文化是指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那些具体存在,如园林、住宅、服饰、烹饪、器具等等。它们是人的创造,也为人服务,看得见,摸得着,是一种表层次的文化”(程裕祯《中国文化揽萃》)。根据文化三个层面的归类,我们也可以把中医教育中的人文因素纵向分为三个层面,即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人文因素,包括医家的人文修养;中国古代医疗体系及其制度和中医治疗与养生的器具研究。横向则通过对中医理论的哲学研究,中医发展史研究,中医小品文——中医医论、医话的研究来探讨和弘扬中医教育中的人文因素教育,使学生不仅学到中医科学的技能,而且受到营养丰富的中医人文因素的涵养。
作者简介:罗根海,男,52岁,副教授
(收稿日期:1999-0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