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是人类在探析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由此而产生的两种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贯穿于人类的认识活动的永恒主题。当他们产生之后，即“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建构文化的灵魂与支柱：它们统摄着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形成不同视野中的世界图景；它们的分野、对峙与交融、互渗，造成了人类知识与智慧的曲折演进；它们还渗透于文化世界的各个方面，人类的文明成果无一不是这两大精神的某种富集与结晶；它们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铸就了人类文明与文化的生动发展与综合提升。^［1］”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就像是人类的一双眼睛，构成了两大认识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二者不能偏废其一。种种科学与人文的互渗与交融现象已展示出二者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无论对于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医学非常特殊，其属性问题很复杂。一般流行看法认为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早在上个世纪，德国著名病理学家魏尔啸(R.Virchow，1821～1902)在其《科学方法和治疗观点》中就曾说过：“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特(H.E.Sigerist，1892～1957)也曾指出：“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曾经不只一次地使医学听众感到震惊。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而且它的目的还要使人能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2］但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把自然科学的当成是科学的，而人文科学当成是不科学(至少是不够纯粹)的。认为医学中是不应有人文因素的(更不要说接受医学属于人文科学的观点)。时值世纪之交的今天，人便更清楚地认清，医学不仅只是一门智力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3］西医学是如此，中医学更是如此。

通过对中医学中人文因素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医学中不但渗透着人文内容，而且恰恰是这些内容构成了中西医学的不同，也正是由此而产生了中医学中具有鲜明特色而不能被西医学所取代的“精华”。如果说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两只眼睛的话，中医药学的人文之眼似乎要比西医学更发达。本文试图从中医药学方法入手，探讨中医药学中所具有的人文性质。之所以选取方法为切入点，是因为方法在科学史上常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梅森曾指出：“比起任何特殊的科学理论来，对人类的价值影响更大的恐怕还是科学的方法论。”^［4］在科学史上，每一次科学方法方面的变革，都会导致科学乃至社会历史上的革命。从方法上看，中医学中的人文因素更接近中医学的本质特点。

自然科学的方法具有研究对象、物质手段、思维的形式和方法、理论工具等4个基本要素。^［5］我们对中医学方法的研究也从这4个方面入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中医药学是指近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医学，因为它未受西方医学影响，相对“地道”。

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指一定研究过程中所要体认的客体。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不依赖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体。^［5］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本身，是对人的存在、本质、价值等等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的自然、社会、精神等属性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之间的关系。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否相符呢?

1.1中医药学研究的对象包含着个人主体因素。许多人在谈中西医结合时想当然地提到，中医与西医研究的对象同是疾病，仅是研究的方法不同，才产生了中西医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成的中医药学不可能脱离本民族的视野，中国传统的各门科学技术都具有“融我”的人文倾向，而不像西方科学一样把主体排除在外而研究纯粹的客体。从表面上看中医研究的对象是疾病，而实际上是罹患着疾病的人，是以医者作为健康代表而相对照比较，并进行信息交换的患者。这样一来，中医研究的对象不仅包含了病人，也包括了医者自身。病人是本，医者是标。中医的一系列诊查手段都包含着医者个人的因素在内。如查病人脉搏就以医者的呼吸作比照，一息四至为正常，一息五至以上为数脉，一息三至以下为迟脉。从脉象的发明到清代，医者的指下已有了令人惊叹的28种不同的脉象，而更令人惊叹的是这28种脉象全凭医者的感悟，这里靠的不只是医者的“眼力”，还要受生理因素的影响。这也是中医诊断难以客观化的原因之一。

1.2中医药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活体的、完整的、正在进行生命过程中的病人。在还原论阴影下的西医学，将机体分解为物理、化学和机械的过程。池田大作曾指出“医生（西医）越是精通科学的思维方法，结果就越有危险地使他的心趋向把人看成物质。”^［16］中医则要考虑患者的情感、思维、情志等心理因素，还要在整体上把握疾病产生之后其各个脏腑、经络之间的关系。诊断上来用类似控制论中的灰箱方法，通过信息输入输出了解疾病状况，治疗上强调平衡阴阳，发挥机体杭病能力，使疾病不治而治。

1.3中医药学研究的对象还强调病人与自然、社会及其他人的关系。中医学所对待的患者不是单独的、个体的人，而是与自然、社会、他人构成一个整体的人。“人与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灵枢^．本神》）”自然、社会、他人都是对人产生维护健康或致使疾病的因缘，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其中，必然要受到这些因素的正反各面的影响。如在自然界、季节四时、气候冷暖、昼夜时间等等都要考虑。根据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的原理，宇宙万物属性相同的物质如同产生感应的亲合。譬如春天属木，主风，主肝，因而易患伤风、肝病。再如社会与人的关系，《素问^．疏五过论》指出：“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病，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患者社会活动和所处社会地位、经济、劳动性质、风俗习惯、文化水平、生活方式等等都是中医学所要关注的。

2物质手段

自然科学采用的物质手段指人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工具和仪器，他们是物质的存在形态，具有机械、物理、化学等各种性能和作用。物质手段(工具)的发展常会大大推进一个学科的发展。如显微镜的发明导致了微生物学、细胞学的发展，电子显微镜和χ线衍射仪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的发展^［5］。

而人文科学基本上没有工具，抑或说是没有能引起革命变革的工具。当把毛笔换成钢笔，钢笔换成计算机后，虽然明显方便快捷，但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新的革命，连新学派之类也没有因此产生。中医药学也是类似这样，虽然在中药行业中不乏有可能引起革命意味的工具，但在医疗上应用的工具本来就不多，仅有针灸工具、火罐、刮痧板等，没有乐观的苗头。在中医学中，工具是不重要的，皆极为简单，中医医生的高明全在于诊断辨证的准确和灵活精神的处方，这靠的是智慧的头脑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是仪器。

3思维形式和方法

自然科学思维加工的形式与方法指思维过程中所使用的概念、判断、推理这些基本的思维形式以及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类比和假设这些基本的逻辑方法^［5］。中医药学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具备这些思维形式和方法，但却更有自己的人文特色。

3.1中医药学思维偏于形象

中医药学中虽有各种“概念”，但他们不同于自然科学中通过严密逻辑方式定义意义上的概念，而多是用形象描述来表达的名词。如解释阴阳时用“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素问^．天元纪大论》)”“阴阳者，寒暑彰其兆。(《素问^．气交变大论》)”介绍滑脉时用“往来流利，如盘走珠”，涩脉“如轻刀刮竹”。正常面色时用“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素问^．脉要精微论》)”而反常则“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煤者死，赤如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素问^．五脏生成论》)”这些典型的“象思维”方式使现代科学技术难于客观化，而至今的中医院校诊断教材中还保留了类似的描述。

3.2中医药学重视感悟

正由于中医药学中许多思维的基本单位是以形象来表达，所以相对模糊，这就需要思维中不可言传的“悟性”。中国有句俗语“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这里需要不断实践摸索，正所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同时需要中国人所特具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学来的而是不断积累后产生的思维的飞跃。这也是为什么“秀才学医，笼中抓鸡”——中国古代儒士学医后特别容易成为名医的原因之一。

4理论工具

理论工具指的是人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理论知识的总和^［5］。

4.1中医药学方法的产生背景

任何方法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一定文化的产物。方法首先是文化的产物和规定，然后才是创造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