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医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同步发展的过程
任何一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均是应用其文化母体所提供的方法,以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必然是不断地用当时能够提供的方法解决所面临问题的过程。这在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1.1先秦两汉的“形上”宇宙模型与“形下”人体模型
“形上”与“形下”。所谓“形而上”,即在形象之上,这里指规律的、共性的、抽象的、没有具体事物对应的概念,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简称为“形上”;“形而下”,即有形象的事物,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简称为“形下”。这两个概念,分别与“有”和“无”相对应,是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用以分析问题的基本概念,它们多包含于具体学说之中,而未必直接见诸文字。本文使用“形上”与“形下”这两个概念,取其强调规律与具体实物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便于说明中医学的特点及与现代医学的差异。
1.1.1先秦两汉各家哲学本体论与“形上”的宇宙模型
本体论,即用思辩方式探寻世界本原与存在方式的理论,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万物产生于“水”的水说,毕达哥拉斯万物产生于“数”的数说以及德莫克利特的原子论等。在中国的先秦哲学中,阴阳说、精气说、道说、太极说等均是本体论,又因为东西方哲学中,本体与现象关系不同,故张岱年氏认为中国的本体论当称为本根论,此不详论。本体论是一切哲学必有的成分,相当于世界观。本文使用本体论这一概念,系因其强调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与“形上”和“形下”相应,便于说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的共有特征。
本体论讨论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认为本体产生现象,并决定现象的变化规律。如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论述中,道是产生万物的本体,阴阳合和是万物的变化规律。现在看来,这种通过思辨建立起的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从普遍现象中推导出作为共性的单一,再把这单一看成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规律。所以这里的“产生”实际上是一种逻辑关系,其过程如冯友兰氏所说是“逻辑上的先后”,而非“时间或事实上的先后”。即这里的本体是“形而上”的。
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在讨论万物的产生、构成与变化时,实际上分别给出了各自的描述宇宙发生和运转的模型。其中,有明确论述的如阴阳家在《尚书.洪范》和《吕氏春秋》所讲的五行学说,给出一个时空同构的宇宙模型,试图用这个模型,既从时间,又从空间解释自然现象以及它们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又如早期无名的儒家学者在《易传》中用阴阳学说解释宇宙的起源,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荡而万物生”,试图用乾坤结合而产生其余六卦象征阴阳结合产生万物的过程,实际上给出了宇宙发生与运转的宇宙模型。二者渐渐融合,到东汉董仲舒将二者合为一体,大致为以阴阳为宇宙产生的根源,是宇宙的动力模型;以五行为宇宙的结构,是其结构模型。其他如精气说、道说等基本相同。
这些宇宙模型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其结构模型的元数不同。一元的模型如精气说;二元模型如阴阳说,也可以演化为四元的四象、八元的八卦等;三元的模型如三才说,即老子所谓“冲气以为和”;五元模型即五行学说。这些学说在产生之初彼此独立,到东汉董仲舒阴阳说与五行说才较完善的结合,成为“二元五构”的复合模型。
总之,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实际上是概括了现象变化规律的“形上”的宇宙模型。
1.1.2《黄帝内经》“形上”人体模型的建立
到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积累的医学知识同其他科目一样均待整理,以建立较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至此,真正的中医学开始形成和发展,首先是《黄帝内经》的完成。
笔者认为,《黄帝内经》的主要成就在于,它是使用先秦哲学本体论所提供的方法论,建立与宇宙模型同构的“形上”人体模型的第一部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之前,由直接观察所得的医学资料,以大体解剖所能见到的实物性人体模型为核心,如五脏之中,“心”是一个象形字,它不仅表现出心脏的外形,也表现了心脏的内部结构,心房和心室在字形上明确可见;而肝脾肺肾等字,它们共有表意的“月”,就表明它们都是机体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性器官。自《黄帝内经》之后,人体模型开始走向形而上。其大致过程为:医学家使用当时的哲学本体论(即世界观)所提供的方法论,分析当时积累的医学知识,建立与宇宙模型同构的“形上”人体模型。主要有阴阳模型、五行模型、三阴三阳模型等几个。如阴阳模型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清楚看到一个明显的从论天到论人,再分类现象、分析疾病、指导诊断、养生或针灸治疗的过程。《黄帝内经》其后各篇中,阴阳多用来分析与疾病相关的现象,很少涉及纯粹的天地自然现象。
脏腑模型及三阴三阳模型等也是“形上”的。如《六节脏象论》讲“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脏”,即讲五脏的根本特性是其五行特性。与阴阳、三阴三阳模型不同的是,五脏都有实物原型,而且它们的功能也包括直接观察所得到的内容,如心主血脉、肺主气、肝藏血、脾主运化以及肾主藏精主水主生殖等。这是容易把中医学的脏腑误解为解剖器官的原因。然而,《内经》中五脏更多的是超越其解剖形象的功能,如心主神明、肺宣发卫气和通调水道、肝疏泄、肾纳气、脾统血,以及五脏藏神、外应五体、五官、五声、五色等。
与先秦哲学多样的宇宙模型一致,《内经》中的人体模型也具有多样性。首先,“形上”人体模型具有多样性。在《内经》中,阴阳、脏腑、三阴三阳等模型是相互独立的。阴阳模型与后二者的关系较明确。而三阴三阳模型中三阴三阳应于脏腑,脏腑模型中脏腑应于三阴三阳经络,故二者容易混淆。实际上,《内经》中脏腑模型是五行的人体模型,脏腑之间为五行生克,它是一个五元的模型;三阴三阳模型是阴阳模型在数量和层次上再分而成,六者次序多样,关系由标本中气等学说分析,它是一个六元的模型,二者根本不同。如同是分析热病的定位与传变,《热论》用三阴三阳模型,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传变次序;而《刺热篇》用脏腑模型,用五脏给热病命名、定位,强调热病以五脏相克的次序传变。其次,《内经》中还保留了许多“形下”的人体模型。如《阴阳应象大论》讲邪气的传变次序:“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这里,从皮毛到五脏,按人体从里到外的次序空间排列,显然是一个“形下”的实物模型。
由于历史条件限制,面对大量的人体生理病理等生命现象,中医学并没有走向现代医学深入器官水平以下寻求内在实物过程的道路;相反,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它自然选择了把握外在现象共性与规律的道路。寻求共性和统一是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同步走向“形而上”的根本原因。这里,“形上”与“抽象”含义相同,而抽象与统一是一个完整概念的两个方面。所谓抽象与统一,就是把不同对象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抽象出来,作为更高一层的对象加以研究,从而把原来许多不同的对象统一起来,求得共同的本质的规律。为了统一就必须抽象,有了抽象就能统一,并能扩大对象的范围。《黄帝内经》对于中医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建立丰富的“形而上”的人体模型,完成了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初步的抽象和统一,从而把握了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规律,并作为内核在以后的发展中延展扩大。
然而,《黄帝内经》中人体模型与先秦哲学的宇宙模型都具有多样性,这就决定了二者需要进一步对其多样的模型进行抽象和统一。到宋后,宋明理学建立了相对统一的宇宙模型;与之相应,中医学通过金元时期的发展,也建立了相对统一人体模型。
1.2汉唐宋时期,中医药物治疗学的形成与发展
1.2.1《伤寒杂病论》“形上”人体模型与中医药物治疗学的形成
《伤寒杂病论》是使用阴阳五行等理论分析疾病的第一部药物治疗学著作。其以三阴三阳的人体模型分析外感疾病,大致用脏腑模型分析杂病,是第一部使用“形上”人体模型的药物治疗学著作。即从《伤寒杂病论》开始,中医药物治疗学才走向“形而上”的道路,而最终成为一门学科。而《黄帝内经》与《神农本草经》,前者主要是一部针灸学著作,其主要贡献是建立“形上”人体模型,以供给后世提供分析疾病使用,其中具体的药物学知识很少;后者,是对汉代以前药物治疗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虽然它对药物的性味功用以及药物的“七情”和君、臣、佐、使等配伍法则的总结对后世影响不容忽视,但是,因为它使用的是“形下”的、实物性人体模型,故而它仅属于经验总结的范围,未能成为一个学科。
与《内经》相同,《伤寒杂病论》中的人体模型也具有多样性。首先,“形上”模型的多样性。《伤寒论》、《金匮要略》中,三阴三阳模型与脏腑模型是相互独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