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李恩教授“肾—骨—髓—血—脑”一体论的提出探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思路。认为“肾—骨—髓—血—脑”一体化理论的提出是中西医学对话的需要，也是中西医学实践的必然；并从理论来源、医学实践等方面对该假说的建立进行阐述。提出中医现代化及中西医结合不仅可以通过借鉴中医自身得到发展，而且可以通过借鉴西医得到发展，更应该借鉴所有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博采众长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R2-0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213(2000)04-0283-04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位是继承与发扬中医药学，与中医现代化不矛盾，中医同道愿意叫中医现代化^［1］。中医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理论体系、诊疗技术和中药现代化^［2］。多数学者认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的建立(或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重构)是一个再造中医学术的长远目标^［3］，从自然哲学到自然科学，从经验医学时代跨越实验医学到整体医学时代，无不充满漫道雄关。尽管如此，国内尚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李恩教授“肾—骨—髓—血—脑”一体论及其相关疾病的研究^［4］，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本文对此假说的提出及其在中西医结合医学实践中的学术价值展开讨论。

1问题的提出

1.1中西医学对话的需要随着鸦片战争隆隆炮声，西方医学潮水般地涌入，原先华夏大地上中医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20世纪前50年，甚至还可上溯到19世纪，中国医学舞台上演的是“风马牛”与“龙虎斗”；后50年历史大幕上绘的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图，同时还调了一壶“鸡尾酒”，嫁接了几株“苹果梨”。引人思考的“鸡尾酒”与“苹果梨”是一种医学文化上的兼并与融合，但境界有别。前者是形合，后者是神合^［5］。不管“风马牛”、“龙虎斗”，还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甚至“鸡尾酒”与“苹果梨”都是中西文化、两个文明体系对话、交流的结果。

中西两种医学的客观对象是一致的，而由于它们在认识对象方面语言的不一致性，导致认识事物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未必没有存在的价值，双方可以借助共同的语言对话，在异质性中求生存、求兼融、求发展。这种共同语言用李恩教授的话说：“生物化学既然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一门重要基础课，也一定是中医学治疗的基础……”^［6］。笔者认为李恩教授当初正是从中西医学对话的角度，探索既来源于中医学理论、经验、治法、方药等，又符合西医学病理生理、作用机制等，围绕肾病及肾本质展开研究探讨，寻找中西医共同语言，提出一些中西医均能说得通的问题。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而且也是中西医对话、中西医结合所必需的。

1.2中西医学实践的必然从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到张锡纯的“衷中参西”，从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到解放区提出的“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中国化”，无不体现出中医学家在医学实践中力图沟通和发展中西医学术的思想。恽铁樵1929年在上海国医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医是符合国情的医学；西医自有长处；中西医化合是必然的趋势。”足见20世纪前50年乃至以前，在中西医学的实践中提出中西医“化合”的必然性。

在1958年10月11日党中央和毛主席为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后，全国范围内广泛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班，以“西学中”为主要形式的中西医结合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1969年李恩教授带领生化教研室参加过西学中班的人员在河北医学院中医院建立了“肾病研究室”，进行了肾病高脂血症与脂质代谢关系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同时进行了佝偻病钙磷代谢与补肾中药治疗的实验研究。为了扩大中医“肾”本质的研究，探讨中医“肾”的含义，研究“肾”与肾脏内分泌生化的关系，1978年将“肾病研究室”改为“中医肾本质研究室”。在以此为代表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实践中，迫切需要提炼出象“肾—骨—髓—血—脑”一体论这样中西医都能接受的语言或理论，以此指导医学实践。

2假说的建立

2.1理论来源“肾—骨—髓—血—脑”一体论及其相关疾病的研究是李恩教授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一大贡献。其理论原本来源于中医学和西医学。从广义上讲，“肾—骨—髓—血—脑”一体论是中西两个医学的优势互补、融会贯通、创新突破的产物；从狭义来说，它是在中医肾本质研究中，寻找中医五脏系统以脏为核心的唯象所业已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内在规律，架设沟通语言，寻找交流信息的产物。而中医学的“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髓通脑，脑为髓之海”是“肾—骨—髓—血—脑”一体论直接的理论来源。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脏腑研究内容的深入扩展也是这一理论产生的间接依据^［7］。

2.2医学实践1989年开始，该研究室开展对中医肾本质的内涵与现代医学关系的系统深入研究。认识向纵深发展，用李恩教授的话说：“面上拓宽，点上深入”。从宏观整体与微观分子生物学相结合进行实验研究和临床观察，先后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进行了较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在“肾主骨”与佝偻病的研究方面，观察了滋阴补肾药对鸡佝偻病钙磷代谢的影响，发现滋阴补肾药能够提高血清钙、磷含量，降低血清碱性磷酸酶活性^［8］。在“肾主骨”与骨质疏松的研究方面，发现补肾健脾方药可提高骨质疏松患者的骨密度(BMD)，改善和减轻腰背痛症状^［9］。“肾主骨生髓，髓生血”与肾性贫血的研究方面，观察了中药对肾性贫血大鼠血浆红细胞生成素(EPO)水平及EPO基因表达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生血方药在显著降低该大鼠血肌苷、尿素氮水平的同时，明显升高血红蛋白、网织红细胞和血浆EPO水平；斑点印迹杂交技术证实，补肾健脾方药可促进肾脏EPO基因的表达^［10］。“肾主骨生髓，髓生血”与肾性高血压的研究方面，观察了活血祛瘀、益气补肾方对犬肾血管性高血压的影响，发现该方具有显著的降压作用^［11］。“髓通脑，脑为髓之海”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方面，建立大鼠精神分裂症模型，观察血浆PGE₁在其发病中的作用，发现补肾填精中药在改善刻板行为的同时，降低血浆PGE₁水平^［4］。“肾的盛衰其华在发”与酪氨酸和黑色素代谢的研究方面，观察氢醌对酪氨酸酶及酪氨酸酶相关蛋白-2活性的影响，发现补肾方药可提高酪氨酸酶的多巴氧化活性^［4］。

2.3嫁接创新“肾—骨—髓—血—脑”一体论及其相关疾病的研究是中医学的“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髓通脑，脑为髓之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西医学的创新和发展。一体论在充分继承吸收中医学已存在的以肾为主体的脏腑理论或假说所规定的五脏、五腑、五体、五官九窍等的内在联系，以肾脏及补肾为主的方药为研究的切入点，寻找中医学所规定的近似于肾系内在联系的现代医学实验依据。上述医学实践初步证实了这种内在联系的正确性和可重复性。“肾—骨—髓—血—脑”一体论在运用不断变化发展的西医学的理论与技术的基础上，引进中医学整体宏观辨证的理论与实践，在防治疾病的新的现象中，探索和寻找其本质的内在的联系。它是中西两个医学“提高中的结合，发展中的结合”的一个具体写真。它离不开中医学的“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髓通脑，脑为髓之海”的理论或论断，却又高于这些论断［如补肾方药对骨质疏松大鼠肠道钙结合蛋白D9k(CaBp-D9k)基因及其表达的影响^［12］，补肾方药对骨质疏松大鼠卵巢功能的影响等，这些研究的结论单一用“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等已不能完整概括］；它来源于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却又高于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如补肾复方治疗骨质疏松症的多位点相关集合作用^［4］，仅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已不能完全概括)；它依靠现代医学的实践来证实，却又不拘泥于现代医学的理论框架(如佝偻病和骨质疏松、肾性贫血和肾性高血压、精神分裂症等现代医学上讲是各自独立的疾病，甚至是不同系统的疾病，在治疗方面也无较典型的普遍规律性)；它需要中西医理论实践及大量信息的融合、兼容、互补，却又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的创新突破。

一体论，从辨证的角度，从肾论治或以补肾为主论治；从诊断的角度，是以“肾—骨—髓—血—脑”为线索的西医的若干个独立疾病；从作用及其机制的角度，选择现代医学的客观指标及其最新原理来判断疗效阐述机制，并不排斥中医宏观观察；从中西医结合医学自身发展的角度，蕴涵着永不言尽的真理观。

3实践的意义

3.1借鉴中医发展自身中医学产生于经验医学时代。其医学模式为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思维方式为形象思维，研究方法为直接领悟或取类比象。其特点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身心统一的整体观、辨证施治的治疗观，并注重整体和七情在发病和治疗中的作用。虽因缺乏分析时代的分化，显示实验分析方法的不足，但其整体、宏观、辨证的医学理论和实践与现代医学对照堪称佳惠。

作为整体的宏观体系是由许多部分的微观客体组成的，它又具有各个部分本身所不具有的整体性；或者说，在大量的个别部分组成一个整体时，要出现质的改变，产生只有作为整体才具有的新的性质。如果单一地强调辨病诊断、微观考察、单体药物，而忘记或淡化辨证论治、整体观念、方剂配伍，就等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没有从根本上把握疾病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