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R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68(1999)02-0003-02
一门学科或课程的固有特点,决定其学科或课程区别于其他学科或课程的教学与科研方法。温病学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其由众多的温病学专著汇集而成,此与以一本书(如《伤寒论》)为主形成的学科或课程,明显有别。尽管现行的温病学教材颇为精巧,勉为其难地将温病学中各家的观点与经验,横向地加以“缝合”、修订、辨释,但仍无法清晰地展现各家的不同见解及其学术渊源,易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碍教学质量的提高及科研设计的优化。为此,笔者就温病各家之说及流派的问题研究探讨如下。
1各家之说及其流派的划分
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载,温病学专著达240余种。正在编纂中的《中华大典·医学分典》,在其引用的书目表中,收载迄至1911年的温病学专著也达120余种。笔者认为,将如此大量的温病学原著,若按其学术渊源及主要特点,划分成若干学术流派,以流派为纲去把握各家之说,则似能起到执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现试作如下划分。
1.1温疫派
此派以温疫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以吴又可所著的第一部温病学专著《温疫论》为先导,其后承其说并加以发展,代表著作如刘松峰《松峰说疫》、余师愚《疫疹一得》、戴天章《广温疫论》、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等。其学术特点,其一为强调特殊致病因素,如吴又可的杂气论、刘松峰的邪毒论及余师愚的时气热毒说等;其二为重视及早采用攻击性的祛邪治疗,如吴又可开创的疏导透达之法,首用辛香雄烈之品,直捣膜原巢穴,并擅用下法,攻下透邪;余师愚长于清热解毒,以清瘟败毒饮为温疫诸症之主方;杨栗山重视火热怫郁,常清、透、下、利诸法并施。
1.2核心派
此派以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体系为核心对温病进行研究。较之其他各派,其理论更加系统完整,治法方药功允平和,易为广大医家接受,是温病学流派中的主流学派,也是温病学自成体系的主要标志。代表医家及其著作如叶天士《温热论》及《临证指南医案》中有关温病的内容,以及薛生白《温热条辨》、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等。现行温病学教材的编写,多取此派的理论及经验为素材。
1.3兼融派
此派的特点是将伤寒、温病、温疫等融为一炉进行研究,每每兼用六经辨证及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处方用药不拘“经方”、“时方”,并复有创新,终以追求实效为旨。虽其理论稍嫌驳杂,然方药则颇多效验,故在现行教材有关温病的治法方药中,每多引用。代表医家及其著作如: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吴坤安《伤寒指掌》、柳宝诒《温热逢源》、雷少逸《时病论》。
1.4伤寒派
此派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坚持用仲景学说研究温病证治,即研究对象是温病,而研究的观点、方法尊崇仲景学说,故为温病学派中的一派。二是具强烈的排他性,极力抨击以叶天士为代表的“核心派”的学术见解,认为是“标新立异,数典忘祖”。代表医家及著作如陆九芝《世补斋医书》、恽铁樵《药医学丛书》、章巨膺《温热辨惑》等。
温病学流派的划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不同的前题,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流派。如若以伏气温病的研究为前题,则可将叶天士《三时伏气外感篇》为端绪,继以柳宝诒《温热逢源》、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等伏气温病学专著,划分出伏气学派。再如,以研究者对《伤寒论》所持的态度来划分,则以陆九芝为代表的伤寒派,也可称为经典伤寒派,上述的兼融派则可称作通俗伤寒派或错简派。可见,如何划分而能更有利于温病学的教学与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其二,一位医家的学术思想及经验,具有多相性及综合性,且互有短长,故即使将其划归于某一学派,也不可因此而抹杀其个性。如温疫派中吴又可与余师愚,两者的理论、经验差异较大,前者长于湿热疫而后者专于暑燥疫,形成派中之派的代表人物;而该派中杨栗山的学术见解又有别于以上两家,其与河间学说渊源甚深,深得“阳热怫郁”说的要领,其著名的温热15方,多以河间方为基础,推陈出新。因此,流派的划分虽对各家之说的研究具有执纲挈领的作用,却不可由此而忽略了各家之说学术内容的丰富性。
2各家各派间的论争及其互补
虽然各家各派主要研究的课题都是温病,但由于在研究时各自的观点不同,所采用的方法不同,各自的实践体会不同,必导致其见解有差异。这些不同的见解,会产生学术论争。笔者认为,倘若各家各派不同的学术见解相互启迪与补充,必将会促进学术的发展。
各派间学术论争最为激烈的,莫过于以陆九芝为代表的伤寒派与叶天士为首的核心派两者之间。例如,对于温病初起证治,叶桂云:“温邪上受,首先犯肺”[1],“初用辛凉轻剂”[2]。吴塘谓:“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3]。王孟英曰:“其用药有极平淡者,取效更捷。”[4]而陆氏力驳:“只须辛凉轻剂,其病立愈,然何以不出数日,遂入心包,为一场大病,以至于死?”并断言:“轻剂不可用矣。”[5]认为当用“仲景治温病之辛凉轻剂”——葛根芩连汤。由此可见两者见解差异之一斑。然对此再作一番探究,会有一些有意义的发现。
其一,陆氏的临证验方,取“病愈而不谢,病愈之速,而更不谢”之意,名为《不谢方》,可见其疗效卓著。《不谢方》中治伤寒成温、春温两方,用葛根芩连汤加薄荷、桑叶、牛蒡子、栀子、连翘、桔梗等辛凉轻清达上之品。其风温方竟舍葛根芩连汤,用银花、连翘、薄荷、桑叶、竹叶、桔梗、防风、射干、马勃等味。冬温方亦未用葛根芩连汤,认为病甚时可加石膏、大黄、黄芩、黄连。其治痧疹方虽用葛根芩连汤,但去黄连而加入银花、连翘、升麻、柴胡、栀子、牛蒡子、元参、赤芍等味。
其二,叶派轻清透解法以“轻”注目,其“轻可去实”的重要涵义之一为:温病初起,肺先受病,肺气()郁,上下不通,而出现所谓“实”证。对此,“俗医但晓邪滞攻击而已”,然“夫无形气病,以重药推消,多不见效”[6]。因此,用药应展气化以轻清,透邪外达,而不可将“轻以去实”之“实”,误为“积滞”。陆氏在这一点上与叶派相同,他批评李时珍:“不解实字,欲将之才十剂,泄可去闭,葶苈、大黄之属,改作去实;将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改作去闭。则其意必谓有所积滞,方可称实。”[7]
由此可见,陆氏临证并不像他抨击叶派的过激言辞那样走极端,并非起病即投一派苦寒,而是以透达为旨,运用辛凉轻透与苦寒结合的治法,反对推消攻伐。这些都将成为发掘和丰富叶派学说的很好素材。尤有意义的是,陆氏站在叶派的对立面研究温病证治,都与叶派轻以去实、辛凉透邪的观点竟趋一致,并在临证化裁中融会其长,从反面有力地佐证了叶派这一治疗思想的合理性和生命力,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深入研究。
又如,对温病久而不愈,余邪深入入厥阴,络脉凝瘀,机窍不灵之证,吴又可曾创“三甲散”,以虫、穿山甲、蝉蜕、僵蚕等,祖仲景法,以异类灵动之品,虫药通络。而叶天士治久病入络之证,不仅擅用虫类搜剔,且更增辛润通络一法,药如薤白、当归、桃仁、丹参之类。柳宝诒对此深以为然,称“络道蚕丛,药力既非一时可到,而又不宜猛剂攻消,只有通络化瘀泄热之法,缓缓图功。”[8]薛生白则兼具吴又可、叶天士两家之长,仿三甲散,既用虫类破瘀通络之品,又增桃仁泥,兼以辛润通络。更能推陈出新,将吴又可三甲散中的白芍、甘草、牡蛎等柔肝之品,易为升发肝气之柴胡,此一降一升,一敛一疏,变化出入,非同小可。此乃薛氏认为,此证的病机关键之一在于“一阳不能萌动,生气有降无升”,故用柴胡疏肝行气,使一阳之气升发,人体气机左升而右降,气行则血行。这种学术上的相互启迪与补充,使证治更加熨贴,故为后世广泛用于湿温、暑温后期,余邪锢结,淤滞络脉而见神呆、瘫痪等证。
重视各家各派的不同见解,尚能收到头绪清晰、学有根砥、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现在通行的温病学教材,在“湿温”一章,常载两大初起证治。一为吴鞠通《温病条辨》中的三仁汤证,一为雷少逸《时病论》中的宣透膜原法证,此分属温病学中两大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