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接轨论”为刘渡舟教授首先提出，是指古方（经方）与今方（时方）合用的一种理论。经方与时方合用虽古有先例，但临床应用并不广泛，古人及现代文献对经方与时方合用的意义也较少论述。要了解古今接轨论的意义，首先要明白经方与时方的含义。《中医大辞典》谓：“汉代以前的方剂称为经方。其说有三：①后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医家类记载经方十一家，这是指汉以前的临床著作。②指《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剂。③专指《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记载的方剂。一般所说的经方，多指第三说。” 而“时方指张仲景以后的医家所制的方剂。”刘渡舟教授根据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之论，认为“经方”来自于殷商时代圣相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法》，其上又源于《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即“经方”源于神农之药，发展而成“汤液”之方，又发展而成仲景之论。其中不难看出，药与方的结合，方与证的发展，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为了使导师“古今接轨论”得以发扬光大，在此对其意义进行归纳总结，浅论于后，综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1扩大了《伤寒论》方的使用范围

《伤寒杂病论》成书已经1 800余年，仲景之方经过千余年的临床应用与研究，正所谓“千锤百炼”，临床疗效已经被历代医学家所证实，所以被奉为中医学的经典之方，即后世医家所说的“经方”。然仲景《伤寒杂病论》，本为即病之伤寒设，而兼治杂病。正如《伤寒论》自序所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说明仲景当年著书的原因是伤寒流行，故其方历代多用于治疗外感病，这也是后世医家提出“外感宗仲景”的理由。解放以后，对《伤寒论》的研究日新月异，仲景方已经不再限于治疗外感病，对于杂病治疗的应用也日益增多。近年来，由于中医在疑难杂病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伤寒论》方的应用重心已经转向了杂病。这一点从《伤寒论》教材的沿革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979年湖北中医学院主编的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伤寒论选读》认为：“《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专书”，1985年由李培生任主编，刘渡舟任副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则谓：“《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热病及杂病辨证论治的专书”，把治疗杂病正式写入了中医院校的统编教材，从而改变了过去《伤寒论》仅仅用于外感病的认识。然而，仲景《伤寒论》的112方纵然千变万化，再加上《金匮要略》的262方，对于众多的疾病，也总有恨方太少之憾。况且后汉时代的疾病谱与现代的疾病谱有很大差别，仲景当时的疾病谱也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广，想要仲景时代的经方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疾病，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宋代张元素就已经发出了“运气不济，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感慨（见《金史·列传》张元素条）。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对于经方的加减应用就成了一种主要方法。查阅一下现代医学文献，应用经方治疗某病者，几乎均为加减方，很难见到原方使用者。经方的加减应用，是对经方的发展，其运用灵活，随证加减药物，有一定的优势存在。其缺点是灵活度太大，基本上都是每位医家自己的一己之见，不易于推广应用，更不宜于传之后学。刘渡舟教授通过数十年对《伤寒论》方的应用与揣摩，积50余年的用药经验，至其老年，方悟出“古今接轨”之优势，大力提倡经方与时方结合应用，以经方为主，合用不同的时方治疗不同的疾病，使《伤寒论》方的应用范围扩大了无数倍。古今接轨论的提出，使经方以其完整的身躯运用于临床各科，使1 800余年前的方剂巧妙地适应了现代的疾病谱，为《伤寒论》的研究与应用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而“古今接轨方”与经方加减运用的区别就在于它有规律可寻，它所合用的时方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方，便于理解，易于推广，而后之学子也容易掌握，对《伤寒论》的学习和推广应用具有较高的价值。

2更能适应病因繁多的杂病治疗

《伤寒论》所论之伤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素问·热论》之“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是指广义伤寒而言。关于伤寒之广义与狭义之分，《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前者为广义之伤寒，后者为狭义之伤寒。《伤寒论》即以伤寒名书，又论述了温病、风温、中风等多种外感疾病，它属于广义伤寒之著似无可疑，但从论中具体内容分析，则可发现所论之重点仍属于狭义之伤寒。元·王安道被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称为“始能脱却伤寒，辨治温病”。他在《医经溯洄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一文中说道：“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明确提出了伤寒与温病的区别，并对仲景的立法原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他最后又说：“夫仲景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故可借焉以为他病用。虽然，岂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也。”又提出了仲景之法可以借用于治疗杂病。刘老认为，伤寒之中每多杂病，杂病之中也多兼伤寒，伤寒与杂病本有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凭人们的主观想象加以分开。究其原因，大致有三：①伤寒单纯发病者少，而与杂病相兼者多，故伤寒与杂病合而论述，方为全面之著。②人分男女，体有强弱，感邪虽一，发病则异，而且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故不明杂病，则不能明辨伤寒为病之所因。所以，只论伤寒，不论杂病，则不能曲尽辨证之长。③有的病人先患他病，后感伤寒，内伤外感，病情杂沓，难求一致，无法用伤寒一种发病形式而统摄诸病。对此，柯韵伯深有体会地说：“伤寒之中最多杂病，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合而渗之，此扼要法也”。因此，《伤寒论》的方剂，现也多用于杂病的治疗。至于“杂病”，因汉时对于疾病的分科，只将外感急性发热之病，统称之为伤寒，对伤寒以外的疾病则统称之为杂病。所以，杂病之因最杂，杂病之种类也最杂。正如上节所论，《伤寒论》的112方，要适应众多的杂病，谈何容易。而与浩如烟海的时方接轨以后，就轻而易举地适应了各种杂病的治疗。刘渡舟教授应用“古今接轨方”治疗杂病得心应手，临床对于“古今接轨方”的应用实例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不再举例。于此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经方与时方合用之后，不但发挥了经方药少而精，疗效惊人的优势，也使其自然而然地适应了杂病的治疗。

3调和了经方派与时方派的论争

由于把仲景之方称之为经方，把汉以后的医家所制之方称之为时方，现代临床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擅用经方的“经方派”和擅用时方的“时方派”。对于《伤寒论》的研究，自王叔和整理以后，至唐孙思邈有“江南诸师秘仲景之方不传”之叹，因此他采用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三纲鼎立”之说；至宋，则有林亿等人对仲景之书的官方校正，为《伤寒论》的广泛流传创造了条件。宋末金初，又有成无己首开对《伤寒论》的全文注释。到了明代，方有执首倡错简重订，攻击王叔和，驳斥成无己。喻昌、程应旄、黄元御等人相继和之，遂成一派。与之相对，则有张遂辰倡之于前，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继之于后，尊王赞成，形成维护旧论一派。而有些学者，则不管叔和之是非，只注重临证之应用，如柯琴、徐大椿主张以方类证，徐氏著有《伤寒类方》一卷。钱潢、尤怡则主张以法类证，陈修园、包诚则倡导分经审证，把疾病按三阳三阴经腑分证。以上诸家虽然观点不一，但都对仲景奉之为圣，为《伤寒论》的研究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后世研究仲景之学留下了宝贵资料。到了近代，擅用经方者，当首推清末·曹颖甫先生，曹先生以治大承气证初试获效，便笃嗜仲景方，一往直前，绝无旁顾，40余年，悉用仲景方治病，可以说是近代一个纯粹的经方家。凡是从他学习的，多能以经方大剂起沉疴，愈废疾。其弟子姜学景，把他用经方的经验著成一书，名《经方实验录》，至今仍为应用经方的代表著作。但是，仲景之后，也出现了不少医家与时方名著，而影响一时，最盛者莫过于宋·陈师文等人奉敕所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当时医家皆以之为治病之准绳，正如元·戴良《九灵山房集·丹溪翁传》所说：“时方盛行陈师文、裴宗元所定大观二百九十七方，翁穷昼夜是习。”其后之金元四大家也各名噪一时，创造了数以万计的时方，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到了清代，尊古之风大起，医学界法则《内》、《难》诸经，方则唯尊仲景，而另一派则从张元素“古方今病不相能”之说，赫然形成对立之势，直至今日。刘老古今接轨论的提出，使经方与时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不执古而轻今，更不倡新而非古，而是积极主动的创造古今两方接轨的新产品。倡导经方、时方兼收并蓄，不分轩轾，同等爱护，使其古今相互补充，互相借鉴，因证制宜，把古今之方，变成一个既有纯朴的古意，又有灵活的新态，切中病情，一针见血地达成“古今接轨”的创举。用古方以补时方之纤弱，用时方以补古方之不全，既对经方有深刻的认识，又对时方有扎实的功夫，把古方、今方、古今接轨方铸成当今的三足鼎立。

4体现了经方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所谓经方的原则性，是指经方制方非常严格，对经方不能随意改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