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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雅疏证》之由来

古有《尔雅》一书，是世界上最早且保存得最完整的一部词典，自汉以后，向为儒士所珍宝，至唐时又升列为儒学经典，为十三经之一。三国时魏人张揖(字稚让，河北清河人)受《尔雅》之迪思，遂依其体例和篇目，博取汉儒笺注及《三苍》、《说文》诸书以增广之，以其所收词语皆《尔雅》之外者，故名《广雅》。此书堪与《尔雅》、《方言》、《说文》齐名，为其后又一部训诂专著。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尔雅》一书自汉晋唐宋有郭舍人、樊光、刘歆、李巡、孙炎、郭璞、裴谕、郑樵八家的注疏，而《广雅》一书除隋代曹宪作音释四卷名《博雅音》(为避隋炀帝讳)外，至清代才有王念孙作《广雅疏证》。

王念孙，字怀祖，号石，清·江苏高邮人，太宗伯(礼部尚书)王文肃公之子，生于乾隆九年(1744年)，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寿89岁。乾隆四十年进士，官至永定河道。念孙12岁受业于朴学大师休宁戴震，精通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著述甚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雅疏证》十卷和《读书杂志》八十二卷。

《广雅》原分上中下三篇，唐以后的传本则为十卷，皆同《尔雅》为十九目，始于“释诂”，终于“释兽”。念孙以曹宪《博雅》为底本进行校注，其自序云：“盖是书讹脱久矣，今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以校此本。凡字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辄复随条补正，详举所由。最后一卷，子引之尝习其义，亦即存其说，窃放(仿)范氏《谷梁传集解》子弟列名之例。博访通人，载稽前典。义或易晓，略而不论；于所不知，盖阙如也”。王念孙76岁时才着手著此书，每日限定注若干个字，一日都不能旷课，于临终前四年即嘉庆元年正月，完成了这部训诂学的皇皇巨著。

2《广雅疏证》的训诂大法

王念孙对于这部时空久远、内容广博的古代字书是怎样注疏的呢?这一历代诸儒不敢啃的硬骨头，而王念孙是采用什么方法把它啃下来的呢?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揭示了他的秘诀：“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又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并称赞道：“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

这就是说，王氏《广雅疏证》是别出心裁，独辟蹊径，他不拘于字形，断然以音义为纲，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从而综合排比出具有亲缘关系的字词系列，融会贯通，而探讨出古文词义。这在训诂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且对以后之训诂学研究影响极大。我们且以《广雅疏证》卷一上《释诂》第一条为例，来认识王氏训诂方法的这种特点：

古、昔、先、创、方、作、造、朔、萌、芽、本、根、、、、昌、孟、鼻、业，始也。

“作”者，《鲁颂》“思马斯作”。毛传云：“作，始也。”作之言乍也，乍亦始也。《皋陶谟》：“民乃粒，万邦作(同“刈”，治也)。”作与乃相对成文，言“民乃粒，万邦始也。”《禹贡》“莱夷作牧”，言莱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潜既道，云梦土作。”作与既相对成文，言沱潜之水既道，云梦之土始也。《夏本纪》皆以“为”字代之，于文义稍疏矣。“造”者，高诱注《吕氏春秋·大乐篇》云：“造，始也。”《孟子·万章篇》引《伊训》云：“天诛造自牧宫。”

“朔”者《礼运》云：“皆从其初，皆从其朔。”

与萌芽同义。《盘庚》云：“若颠木之有由。”芽米谓之，灾始生谓之。“、”者，《方言》：“、律，始也。”律与通。《说文》：“，始开也。从户聿。”聿亦始也，声与律近而义同。凡事之始，即为事之法，故始谓之方，亦谓之律，法谓之律，亦谓之方矣。“昌”，读为“倡和”之“倡”。王逸注《九章》云：“昌，始也。”《周官·乐师》：“教恺歌。遂倡之。”郑注云：“故书倡为昌，是昌与倡通。”“鼻”之言自也，《说文》：“自，始也，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是。《方言》：“鼻，始也。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为之首。”《庄子·天地篇》：“谁其比忧?”比，司马彪本作“鼻”，云：“始也。”《汉书·扬雄传》：“或鼻祖于汾隅。”刘德注亦云：“鼻，始也。”业与基同义，故亦训为始。《齐语》：“择其善者而用之。”韦昭注云：“业犹创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云：“项梁业之，子羽接之。”

这是全书开卷第一条疏证。阅读此条，即可知全书的体例、训诂方法及其内容丰富之概况。在这一条里，张揖搜罗了散见于古籍中的19个作“始”解的词，如果不看王氏的训释，这些词为什么都作“始”解，后人就很难知道了。王氏在训释这一组同义词时，其中“古、昔、先、根、孟”等词未单独训解，这大概就是他自序中所说的“义或易晓，略而不论”之类吧。其余各词均一一注疏，并列举了书证，其中所引古籍竟有20余种之多，即此亦可窥知王氏学问渊博之大概了。这些引证既提出了这些词作“始”解的根据，另外，从训诂方法上来看，亦可见其就古音以求古义的训诂纲领。例如：“作之言乍也。”这是同音通假。“乍”作“始”讲，现代汉语里还有“初来乍到”这一词语。又如“朔、、律、聿、”，这些是迭韵通假或音同音近而通假。至于“昌通倡”这种同音通假现象就更不用说了。还有“自”与“鼻”，是古今字，“自”是古体象形字，“鼻”是后起形声字。求“自”音同“鼻”，“自”为“始”义，而“鼻之言自也”，故“鼻”亦作“始”解。这真所谓“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了。

王念孙《广雅疏证·序》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起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啧而不可乱也。”这与段玉裁“治经莫切于得音，得音莫切于得义”的说法是一致的，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3《广雅疏证》中的医籍训诂及其贡献

现在该谈另一个值得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问题了，这就是在《广雅疏证》中王氏父子征引了大量的医药古籍中的词语作书证，而这一点正是历代诸儒古籍研究中的空白区。时至清代，清儒对古籍研究只局限于经学范围的现象已经感到不满意了，而将其扩大到子、史、集部各个领域，而子部中的医家类，特别是《黄帝内经》等古医籍，以其丰富的语言现象，特别引起清儒们的兴趣和注重，因此自清初的方以智、顾炎武，至清末的俞樾、章太炎等，其三百年间不少经学大师对中医古籍都有精湛的研究，且都有著作传世。他们以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深厚功底，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古籍进行勘误纠谬、匡正是非，诠释训诂，或析千古之疑，或断无休之讼。这对中医古籍的流传、对中医学术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正本清源，授示后学的有益作用，而王氏父子的《广雅疏证》亦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清儒中医古籍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据王念孙计，《广雅》凡万七千三百二十六字，分别部居在有亲缘关系的2 62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