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医易象数模型能不能代替人体生命模型
当代一些医易研究者以为医易研究可以涵盖或替代中医理论甚至临床研究,以为医易象数模型就是人体的生理病理模型,如人的五脏模式等同于河洛后天八卦模型,只要研究后者就可以推知前者,甚至认为对后者的研究超过前者。与这种倾向相对应的是,近来一些人十分热衷于探讨64种遗传密码与64卦的对应、四种碱基与四象的比附、DNA螺旋结构与阴阳鱼太极图的对比等,有人通过“实验”证明太极图就是人在练功态下出现的脑电图。这种研究没有区分开象数模型与人体模型、象数规律与人体生命规律的差异,而只停留在浅层次的比附上。这样做的结果除了不断证实“象数”模型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并导致医学、生物学研究目的的异化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科学价值。
易学象数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探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规律即是人道规律(天人合一)的认识基础上的,它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但如果认为这个模型就是万能的,就可以阐释人体的生理结构、病理变化,只要研究象数模型就可以推测甚至替代研究人体的结构功能模型,则步入了一个危险的误区。
易学象数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无异于缘木求鱼。对工具的研究不能代替对对象本身的研究,中医的对象是人体生理病理,框架、模型只不过是工具,既不能以象数模型替代人体生命模型,也不能固守于人体生命模型而不思改进,否则都将是舍本求末,不可能认识人体的本质规律。
2易学“象数”能不能直接运用于临床
当今医易研究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将易学象数直接应用于诊断、治疗。其实这种应用古已有之,如中医“运气学说”,就是以天干、地支、五行(属于广义的“象数”范畴)为推衍工具来推测气候变化、生物生化与人体生理病理的相应变化的规律;针灸“灵龟八法”、“飞腾八法”以日、时干支(后者只用时天干)配上九宫八卦、八会穴,根据不同的时间取不同的穴;“子午流注”也是按日时的天干或地支选取相应的五腧穴和原穴。对上述方法的评价至今仍众说不一,我认为这些方法的精粹在于从“时空”角度出发(尤其重视“时”)考察人体,是整体动态思维的具体体现,它在中医辨“证”论治的同时,要人们关注辨“时”论治、辨“空”论治,这种思维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天干”、“地支”就能精确地反映“时空”?易学象数(主要是“数”)规定的运算公式是不是就能推导出“时空”与人体生命规律?
当代的这种应用研究已大大超出这个范围,一些人纷纷“发明”了各种“八卦象数诊疗”方法,综合起来无外乎以下几种:按病人的生辰八字、诊病时间(以干支象数表述)起卦,然后依卦象诊断此人的病症;按药物名称的笔画数起卦,然后判断这种药物的性味功用,并给病人开药处方;将人体部位、病症配上卦数(从1到8,再加上0),然后进行“象数配方”。
这实际上是占卦问卜的方法。占卦的方法规定一套人为的程式及运算机制,并将之视为“神灵”的符示,具有绝对性和先验性。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模式,是神灵论、唯心论的反映。对此应该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3医易研究如何在中医发展战略问题上提供理论指导
“医易会通”研究只是中医理论研究课题之一,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中医理论尤其是临床研究。医易研究者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医发展的宏观“战略”上,而不要过多地去研究诸如“象数”的临床应用这样微观的“战术”问题。而要在“战略”上提供理论指导,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医理论模式的形成、发展与转型、升华的问题。
中医怎样与西医有机结合从而逐步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在形而下层面是很好解决的,现在病人得了病往往中西药都吃,医生诊断病人往往中西医方法都用,这不过是形下层面的中西医结合。而在形而上层面,中医讲整体、综合,西医讲具体、分析;中医讲动态、功能,西医讲静态、结构;中医讲直觉、体悟,西医讲实证、实测。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两者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那才是一种形上意义上的结合。
仅从理论上说,那就是,在继续把握中医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分而言之,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当然要达到这种最佳配置与调节,绝非一件易事,它需要医学界(包括中西医)以及多学科的学者长期、艰苦的探索,而在对人体本身的研究方面就不是易学研究者所能企及的了。
4医易研究应采用什么方法
目前一些学者提出医易研究有没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我认为研究成果的意义问题是与所采用的方法密不可分的,如果方法选择不当,即使有意义的问题也可能会变得没有意义。在当今的医易研究中,我认为主要是采用了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历史考证的方法。从历史文献角度,采用考证辨析的方法,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所谓的“医易同源”、“医源于易”、“医易会通”这类问题,作为医易研究的元问题,当然必须首先搞清楚。然而也应当看到,这种问题毕竟是低层次的问题。既然医易“同源”与“会通”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同,那么在没有新的文献发现情况下,没有必要围绕“同源”、“会通”或几个概念术语继续吵个没完没了。历史文献考证的方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而关涉到“现实意义”则至少不那么重要,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前提性的研究。
第二,哲学思辩的方法。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医”和“易”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采用什么样的理论构架(模型)?这种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型与西方相比有什么特色?在今天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应当怎样整饬、怎样提升?我认为从思维方法、思维模型入手探讨上述问题是医易研究应当采用的方法,也是医易研究的必由之路。有人甚至认为医易研究“只不过是为了准确了解和把握传统医学的思维方式,这项研究的结果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而给人们带来什么意外的惊喜”,这种说法把理论思辩的方法看成了该研究唯一的方法,这话虽然过于绝对化,但亦不无道理。
第三,临床应用的方法。就是将易学(主要是象数)直接用于临床实践。这种应用可分两个层面:一是形而上层面,即易学在方法论、理论思维上给医学以总体指导,从医疗实践看,中医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诊断的方法、治疗原则、用药法则等无不受易学思维方法的影响,这个层面上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正是理论思辩方法层面上的问题;二是形而下层面,即临床操作层面,即所谓的“用”的部分。随着医易应用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关注这个问题。不少人将易学象数直接用来诊病、治病,出现了“八卦象数疗法”、“四柱疾病诊断法”等诊疗方法。实际上古代的子午流注、五运六气、灵龟八法等方法,即是易学象数的直接运用。这些方法有一个特点,即在时间与空间(《周易》称之为“时”与“位”)两种因素中更强调时间因素,可以说是一种辨“时”论治的方法。易学象数(包括八卦、干支等)被视为与“时”密切相关的要素,对人体起重要作用。
在上述三种方法以及各自所涉及的三类问题中,第二与第三种无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在此仅概要论述一下。
医易思维方法与思维模型是有别于西方文化、西方医学的特征所在。易学对中医的影响最重要之处就是为中医提供了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型,反过来,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又充实和补充了易学思维科学和生命哲学,两者会通形成医易思维方法、模型。概括地说,主要表现为:取象运数类比的思维方法;太极象数的思维模型;重整体全息(轻个体分析)、重动态功能(轻实体静态)、重关系(轻结构)、重直觉体悟(轻实证)的思维特征。
医易的理论思维模型——太极象数模型,由太极、阴阳、八卦、河图、洛书、五行、干支……多个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同质、同构的关系,可以互换、互通,共同组成统一的、简单的太极象数大系统。这个模型是中国传统的宇宙模型、人体模型(“天人合一”的模型)。
中医以易学所提供的这套模型为基础(尤其是阴阳五行子系统模型),建立藏象经络的生理学模式,阴阳失调、邪正盛衰的病理学模式,八纲辨证、六经辨证的诊断学模式,调和阴阳的治疗学模式。中医模式采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等人体外因素统统归纳在其中,形成一个以人体为中心、涵括宇宙万物的太极巨系统,其中人是一个小太极,宇宙是一个大太极,在这个太极巨系统中,宏观与微观统一在一起,宇宙和人统一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不仅是一门以太极象数模式为基础的整体动态医学,而且也是一门统括天地人的宏观宇宙学。
上述易与医的关系(影响与会通)是形而上层面的,也是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