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没有想到我能活到九十岁。过去说七十古来稀，而现在却说“九十不稀奇，七十小弟弟”。不管怎么说，我现在也算是一个长寿老人了。

但我常常想，我生的这个时代正是中国和世界动荡最大的时代，许多够得上是世界头号新闻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说它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也是不为过的。

我生于清政府倒台的倒数第二年，即1910年8月3日，算起来还是一个“前朝遗少”。当时的清王朝腐败透顶，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民穷财尽，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许多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来挽救中国的危亡，终于发生了清王朝的覆灭和民国的诞生。此后军阀混战，内忧外患频仍，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横行霸道，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接着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后，又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还有“左”的“反右”和“三面红旗”运动，终于产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偏偏都出现在我所生活的年月里，不能不说是幸运地度过了这么不平凡的一生。

一、我的童年

我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中农家庭里，这个县是山西东边的一个边界县，隔着太行山与河北省邢台为邻。我县向北约35公里就是现在的阳泉市，有铁路通过娘子关进入河北省。实际上，我们与河北人打交道的机会很多。后来，由于“农业学大寨”而使这个县闻名全国。

我没有显赫的家世，上几代都是农民，由于太行山地区土地贫瘠，中农的生活也非常拮据，因此，我家过着极为俭朴的日子。我的村座落在一个山坡上，大路小路都是高高低低，崎岖不平。全村一百多户人家大都属于姓王的家族。据老家谱记载，老祖宗兄弟二人于明朝末年由别处迁于此，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才发展成这么多人口。又为了方便，还把本族分为若干门，若干小枝，来区分远近亲疏。我家这一小枝，近几代都是单传，人口稀少。相比起来，有的小枝已发展成十多户，而我家还是一户。因此，我家人在族内辈份很高，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见了我都称爷爷。

我父在三十岁时已结婚十余年，生有一女一子，就是我的姐姐和哥哥，但这个哥哥在8岁即因病夭折，使全家陷于长期的悲恸与忧虑之中，认为自己没有保有男孩的福气。因此，在我出生后，使尽各种方法来保佑。首先起了一个极贱的乳名，又拜了两个干娘，一个干爹，这些人家都是子女成群的，我父母希望借他们的光来保全自己的孩子。不仅如此，在我的童年，一直打扮成女孩子，穿女衣，戴耳环。至今我的左耳还有耳朵眼可戴耳环。但在我出生后两年，我的弟弟出世了，这才大大缓解了我父母的保不住男孩的恐惧心理。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我家共有7口人，都靠父亲一人劳动来生活，包括年已70余岁的全盲祖母，我的父母、姐姐、弟弟、妹妹和我。虽然家贫，但相处非常融洽，大家一条心，从来没有吵架斗气的任何气氛，因此，是一个十分温顺和谐的家庭。祖母和母亲婆媳间相处得也很好，我一直跟着祖母睡，从来没有听祖母对我母亲有什么怨言。但我的邻居们在我祖母面前却经常是婆婆怨儿媳，儿媳怨婆婆，这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我是幸运的，父母不仅给了我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还做给我一个待人厚道、朴实、温顺的榜样。根据我的记忆，在一生里我从未与人闹过矛盾，总与相处的人以诚相待，有时自己吃点亏也不计较。这其实也是我一生的做人之道。

这里，不妨写一个插曲。我有一个很相好的朋友，他的家庭正与我的相反。虽然他家比较富裕，但由于后母的关系，家人分为两派，很不调和。后母得到父亲的偏爱，家事由后母拿权，歧视甚至虐待前妻的几个儿女。我的朋友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他经常告诫我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他的哲学，也是他的择友和处世之道。我却从来没有设防，但也顺利地过了90年。因此我想，幼年时的家庭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行为。

我父亲是一个朴实忠厚的人，在村中人缘很好。幼年时曾读过几年私塾，粗识文字，能记家中的账目和写简单的契约。由于他的人品好，又兼在族内辈份高，常常为村人和解纠纷，还有时为人作担保而替人赔钱。至于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十分温柔贤慧的人，她为全家操劳，从来不考虑自己。冬天时，我们都有棉衣，唯独她没有。全家人的衣服鞋袜，都是她亲手制做。我每次读唐诗中孟郊写的关于慈母的那首诗，没有一次不掩卷流泪，这是因为它真正符合我的情况，好像是替我说的，感人至深。为了说明白这首诗，不妨抄录于下：

《游子吟》孟郊［迎母溧上作］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二、我的中小学时期

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正是我国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尤其在农村，读书还留有浓厚的旧时代私塾的特点。在我出生的前5年(1905)，清廷明令废止实行了几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兴立了学校。

我六岁上小学，初小加高小要读7年，除国文、算术外，还要念四书、古文等书，而且要求熟练地背诵。实际上，这比私塾时读的书已经简化了，因为在私塾时除四书外，还要念诗经、左传等书。而新制下的小学国文课本，却要简单得多，十分轻松易懂，而老先生们却看不惯，觉得不屑一读。由于幼年时记忆力强，直到今天还能背出很多。但当时没有开讲，有些话是只会背诵，不解其意的。

幸运的是，我的村却与大寨相反，被认为是全县文化水平最高的村。它有大小地主上10家，前清举人2名，日本留学生6名。由于他们的子弟也要上学，所以小学办得很好，聘请的老师水平也较高，老师还可以收进修生。有的老学生读过的书一摞一摞的，背诵起来一套一套的，让初学的我们甚为羡慕。背得不好的，打手心的处罚是常事。

我当时的认识是：只要学好文史两类书，就会有出路，将来有饭吃，但从来没有想到会成为科学家。村里这些在我眼里的显赫人物，举人和留学生，无形中给我树立了前进的榜样，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有像他们那样的一天。但我的家穷，小学毕业后没有能力升中学，当时知道只有太原才有公立的正规中学，但学费我付不起。因此，只有苦读一条路。白天在本村初小担任副教师，晚上及清早努力自学，这样，过了一年半时间。

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是：一位前清举人王敦临老先生，是我同族的祖父，特别赏识我在小学学习的好成绩和好学苦读的精神，经常指导我读文史书籍。在文学方面，在原有基础上，又读了《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内的几乎全部文章；在史学方面，他借给我司马迁的《史记》，顾亭林的《纲鉴易知录》，并予以指导。我还仔细自学了大部头的《王凤洲纲鉴》，此书不仅提供了历史知识，还在每一阶段有评论性文章，提纲挈领，对读者大有益处。就这样，打下了一些我在中国文学和历史方面的基础。此后，阅读文学和历史著作，竟成为我一生的业余爱好。这位族祖父对我的恩惠，我至今也未能忘记。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我省有一个教会学校，学费少而且还能工读。这个消息给我指明了一条前进的道路。我正是循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才有了我的今天。因此，这是我一生最为关键的一步，一个极好的机遇。这里，不禁使人想到：人生有许多偶然，而偶然却能铸造人生的命运。

我就读的那个中学是山西铭贤中学，它是由美国欧柏林(Oberlin)大学在山西太谷县(太原南约60公里)兴办的一个纪念学校。兴办的起因是清廷纵容义和团排外时，杀害了当地一些美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都是美国俄亥俄州私立欧柏林大学的校友，后来该大学拨出一部分基金来办这个学校，经费比较充裕，设备条件也较好，从初小一直到高中，自1907年办起，已有较长的历史。因此有“Yale in Hunan, Oberlin in Shanxi”(湖南有耶鲁，山西有欧柏林)的说法。

我于1926年暑假前去该校投考时，由于消息不灵通，错过了他们在太原招生的时间。经我再三要求，他们才同意给我补考，共国文和算术两门考试。侥幸的是，这两门考试我得了两个100分。这就引起该校负责考试人员大为惊奇，他们没有料到我的县——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地方会出这样一个学生。

我这个中学母校位于太谷县城郊外，是以孟家花园旧址为核心扩建而成。有乡村之静穆，无城市之喧嚣；在朴实中蕴涵着幽美，宁静中包含着温情。且孟家花园内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景色颇为迷人。

中学母校在校风方面也有其特点，概括起来就是：淳朴、宁静、友爱、向上。同学都很用功读书，也勤于锻炼身体，每日必须参加早操，由学校领导或美国英文老师亲自带领。同学间互相友爱，有家庭般的良好氛围。很多同学来自中、下层家庭，他们自觉地勤勉节俭，求实、上进。更可贵的是贫寒学生可以工读，并不被轻视。这与当时大城市公立中学中轻视贫寒学生，无工读机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关于在中学的工读问题，我也是很幸运的。承国文老师赏识，推荐我到《铭贤校刊》编辑部做工，主要是帮助整理和抄写稿件。由于当时大家还不熟悉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我还负责在稿上加注标点符号。这些工作都可以拿回宿舍在课余时间做，并不太费事。但所得的报酬足够我的生活费。除打工外，我还参加学生会工作，曾长期担任管理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