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美国生物学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博士在他的名著《水母与蜗牛》一书中曾经对传统医学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直上溯到几千年前医学的源头处，这个行当就仅凭纯粹的猜测和粗糙的试验一路走过来。很难想像，在人类的诸多努力之中，还有什么事业比这个行当更不科学……反观之下，那种人类试验是最无聊，最不负责任的，其基础仅仅是尝试－错误，并通常也真是按这一逻辑而告终。放血，泻下，拔罐，给予每一种已知植物的浸取液，每一种金属的溶液，每一种想像得到的饮食配方，包括完全的禁食，所有这些，其根据都是关于病因的最怪诞的想像，无非是些向壁虚构。”

在中国，100年来，传统医学一直以来也遭受着托马斯式的诟病，被作为“旧文化”和封建的东西批判，并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在现代社会，这种批判和指责更多的指向了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领域，诸如去年的SARS和一直以来比较敏感的艾滋病。

但不论是100年前，还是建国后，中医自身似乎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医的拯救。今天，一些民间中医和业内人士希望通过在艾滋病治疗实践中的努力，让这个传统行业走出困境。

10月8日，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最富有传统的行业之一——中医——迎来了一个胜利。

这一天，由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承担的科技部公益专项基金项目“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研究”课题，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这一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向外界宣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成立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工作协调小组和专家组，制定了中医药防治艾滋病2004至2005年工作计划，并组织开展了5省艾滋病中医药关怀治疗项目，现已开始对河南、河北等5省2300名艾滋病患者免费进行中医药治疗。

外人很难知道，这是古老的中医行业一次久违的胜利，虽然这个胜利不过是赢得了一个机会，一个允许其治病的机会，距离真正的胜利还相当遥远。但为了获得这个机会，一批中医和对中国传统医学拥有信心的人士已经上下奔走了很久。

1992年，国家科技部下属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承接了一项名为“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的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在10来年的研究中，课题组得出的结论是：中医是理论医学，可以应对一切新发现的疾病。去年SARS期间，课题组南下广州调研中医治疗SARS的疗效，并最终拿出了一份在业内引起反响的调研报告——《中医可以解决“非典”问题》。

2003年下半年，“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河南省等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地区出现了一些中医介入并取得良好疗效的现象。为此，从今年初开始，课题组先后10余次深入到河南省艾滋病重灾区上蔡县和郸城县的多个艾滋病村实地调研，结果发现，自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发现河南艾滋病村之后，立即奔赴治疗艾滋病第一线进行临床救治的不是官方医院，而是民间中医。这些民间中医自己拿钱，免费为艾滋病患者治疗，不仅成本低、疗程短、疗效显著，而且没有毒副作用，深受疫区广大患者的认可和欢迎，与目前国家正在推行的“鸡尾酒”疗法相比，中医药具有独到的优势和潜力。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告诉《商务周刊》，根据他们的了解，疗效比较好的有7路民间中医。他们最早的从2000年底就开始在上蔡县治疗艾滋病，取得了很好的治疗经验，最晚的从2003年3月到郸城县进行治疗，同样效果良好。

这个发现立刻被报至国家科技部调研室，科技部调研室同样表现出了兴趣，并决定将“中医药战略研究”的重点转向对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问题上来。2004年3月，经过与河南省科技厅协调，课题组以软科学计划课题研究形式，推荐北京泰一和中医研究所的老中医王文奎，前往河南省科技厅定点帮扶的“艾滋病村”周口市郸城县城郊乡王楼村，对部分患者进行中医药治疗。5月，科技部调研室处长罗晖等随课题组一起到河南省上蔡、郸城等艾滋病高发地区进行了调研。7月10日，科技部调研室主任梅永红与国务院研究室副司长陈永杰、中国中医研究院艾滋病防治专家吕维柏教授，会同贾谦等课题组成员，再次到郸城对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在一天的走访中，调研组听取了河南省科技厅、周口市县乡的各级主管部门对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情况汇报，和接受中医药治疗的10多位艾滋病患者进行座谈，深入到患者家中了解有关细节。

这次实地调研回来后，迅速形成了一份题为《关于河南省利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情况的调研报告》。报告认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良好效果出人意料，“从我们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接受中医药治疗的患者普遍得到有效救治，反映良好。一些患者很快恢复正常生活状态，甚至开始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大部分接受调查的患者，已很难从外表看出任何患病症状”。报告指出，目前国家对艾滋病的治疗管理十分严格，主管部门认定的治疗方法基本上只有“鸡尾酒”疗法，民间中医药介入艾滋病治疗并未得到认可，“目前国内尚无任何获得国家认可的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中药制剂，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艾滋病治疗领域，在SARS等其他一些重大疾病领域也大都如此，长此以往，中医药前景不容乐观”。

该份报告认为，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处于紧要关头，既然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确实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将中医药疗法纳入到综合防治艾滋病体系中来，不仅有利于早日控制艾滋病的蔓延，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要，而且也是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事业振兴和发展的重要契机”。 报告建议将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和其他重大疾病纳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加强对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的研究，支持中医界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据介绍，该报告上报后，得到了科技部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认可与重视。“应该说，无论是部里还是国务院领导，对这件事都是高度重视的，不仅态度严谨，而且非常高效。”贾谦认为，这说明高层充分认识到艾滋病的严峻性。

自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到今年4月，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国已有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8万人。更不乐观的是，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徐天民教授在公开场合透露，目前中国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处于世界第14位，在亚洲排名第2位，而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以40％的速度递增，中国已经处于艾滋病暴发流行的前沿。

在此时刻，艾滋病的防治就显得尤其重要。但去年11月6日，在北京出席一个艾滋病研讨会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鲁杰教授指出：“中国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府能够单独打赢这场战争。”

“道理一样，在中国单靠某一个部门或者单靠西医彻底解决艾滋病问题更是不可能的。”贾谦说。

在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直称我国正处于防治艾滋病关键时期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特别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必要的，但政府主导绝不是包办一切，必须充分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防治的有效机制。

“吴仪副总理所强调的社会力量，其中就应该包括民间组织和民间中医。”贾谦说。

自1992年以来，一直从事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的贾谦自称已经是中医药学的忠实信徒，却看多了对中医是否科学的怀疑目光。他明确地向记者表达了他的希望：用治疗艾滋病这一世纪绝症的胜利，回答梁启超提出“中医不是科学”以来所有的质疑和责难，拯救100多年来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中医。

他的愿望真的能够实现吗？

一位民间中医和77位艾滋病人

郸城县，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农业大县。上世纪90年代，这个位于豫东的大县经济发展落后，农业基础薄弱。贫困使得许多村民卖血，艾滋病病毒在村庄里潜伏下来。

郸城县城郊乡王楼村，离县城西边只有几华里，是一个有4800多人的大村。走在村旁的狭窄乡间公路上，可以看到路旁麦田里突兀出的几座新坟。村民告诉记者，那是新死的艾滋病人的坟。1990年代，王楼村的村民也没有摆脱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悲剧。1999年开始，村里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继开始发病。

然而，2004年11月10日，记者走进王楼村，并没有感觉到艾滋病带来的恐怖和压抑。村民们三三两两站在街头聊天，村卫生所附近的学校里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一片中国农村特有的悠闲和安宁。

仅仅一年前，王楼村还笼罩在恐惧之中。2001年被派到王楼村的郸城县卫生防疫站副科长邢怀民告诉《商务周刊》，2000年秋季，王楼村的艾滋病进入暴发期，当年就查出60多个病人，“当时村里的孩子都不能上学了，因为学校害怕；村民对病人很歧视，不与病人来往；嫁来的姑娘不让回娘家，连亲娘都害怕”。

在很长一段时间，邢怀民和村民们一样束手无策。从2004年元月开始，这里的艾滋病人获得了免费的“鸡尾酒”治疗，邢怀民负责给病人分发药物。但他悲哀地看到，“鸡尾酒” 药物的毒副作用太大，患者服药后，很多人会出现恶心呕吐、不想吃饭、腹痛、腹泻、腹胀和皮疹等症状。“出现副反应的患者很多，占服药病人的30%—40%。”邢怀民说，“许多病人吃了西药后，因为耐受性不好，最后西药不能吃了，饭也不能吃了，人慢慢就完了。”

更为严重的是，西药对依从性要求很严格，药物必须严格定时服用，否则，不规则用药会导致病毒毒株产生耐药性。“但患病村民很难保证按时吃药，这十分危险。”邢怀民说，同时，西药的副作用在说明书上写得非常清楚，病人看了以后，非常恐惧，不敢吃药。

在王楼村卫生所，艾滋病患者李海仓（化名，以下患者姓名均为化名）向记者证实了服西药的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