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着灿烂的文化科学技术，但无论是阅读沈括的《梦溪笔谈》，还是浏览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科学史的当代研究者们：为什么中国古代出现过众多的科学成就，却找不到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换句话说，离开了实验的、分析的、数学的等近现代科学所采用的这些常规的研究手段，怎么可能形成一门科学？怎么能够弄出许多科研成果来？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等杰出的中国科学家都曾试图探寻其中的原由，但似乎都没有找到开启这所神秘之门的钥匙。这不奇怪，因为近代科学产生之后，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科学成就都被淘汰殆尽，成了明日黄花，唯一没有被淘汰、完整保留至今、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的，只有中医学。中医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自然科学仅存的熊猫，活的化石，它具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全部本质特征，它完全未受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完全不依赖现代科学成就和手段，独立于现代医学之外，仅凭自身在两千年以前创造的理论体系和两千年来不间断地积淀下来的经验，即能把握生命的规律，有效地治疗疾病。阴阳五行、天人合一、脏象经络、辨证论治，这些令现代人感到其妙莫名的古代哲理医理，至今仍然是中医临床家认识疾病的犀利武器。在现代科学成就及其方法占据了人类全部生活和思维空间的今天，中医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异端”，这个“异端”能够存在于现代社会，主要原因是因为其治病有疗效。否则，它必将像其它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一样，逃脱不掉被近、现代医学无情淘汰的命运。虽然中医的基础与临床体系，两千余年来几乎从未“与时俱进”，但它“古老”的理论、“陈旧”的经验，运用于今天的临床，仍然有效，甚至用来对付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新的疾病，仍然能够迸发出新的活力？它的科学道理何在？这是值得每一个从事中医、研究中医、关注科学方法论的人认真思索的。

“猴体解剖是人体解剖的钥匙”，用这个比喻来强调认识中医理论科学内核的重要性，也许不甚妥当，但中医作为中国古代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这一复杂系统的成功模式，通过对其理论的剖析，从而解开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之谜，这对于促进现代科学向新的方向和领域发展，对于促进现代医学由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向新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乃至于对重新审视中医的继承与创新这一始终未解决好的大课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1．叩问中医
我用了一个很文雅的词“叩问”来形容人们最初对中医的怀疑。欧美人是有理由怀疑的，因为他们很少接触这样的治疗方法。怀疑虽有，但并没有人因此断言它不科学而抛弃它，相反，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在美国的41个州，都已经相继立法，允许用中医、针灸治病，科学的确需要这种宽容精神。倒是在中国国内，有些人远不是用“叩问”这种客气的态度来对待中医的，中医是科学吗？他们的答案：不是！他们认为，科学是能够“实证”的，医疗的价值须具“可检验性”，有效的方药应当经得起“重复”。而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无法用解剖所见予以实证，中医的治疗经验经不起重复和统计学处理，中医从来没有科学实验，中医逻辑概念混乱、诊断标准难以客观化。换句话说，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应该可以用通用的自然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它的概念、命题、诊治方法、技术手段，应该可以被公认的科学标准和研究程序加以检验，而现代医学则可以成为衡量中医的“金标准”。几十年来，人们用西医这把金尺子把中医量来量去，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合格，浑身上下，找不出哪一点符合科学道理。

有一篇题为《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的文章，对中医的抨击尤为激烈，作者认为：针灸、草药都属于旁道医疗；把中华民族的人口繁衍不衰归功于中医，是出于缺乏生物学常识的一种主观臆断；科学是一元的，医学也毫不例外，真正科学的东西在现代不可能由于“歧视与偏见”长期被科学界所拒斥，只有中医这样的伪科学，才局限于狭隘的范围里要求“权威”承认和政策支持；中医在中国特别泛滥，应归于传统文化和近半个世纪中国政府对中医无批判的保护和发展政策；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传统医学，除了维护官僚政府的无能之外，于大众健康实际无补；如今再把医学分成西方医学和东方医学是不适当的，一切地域的传统医学，如果其中存在积极的因素，最终必将汇入现代医学，在此之前，不能称为科学。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我这里引用的，全部是原文，除了文章中作者出于避讳而隐去的“中医”、“中国政府”两个字眼儿之外，只字未改。这显然不是叩问，而是把当代医学当作戒律来拷问中医了。当然，作为一个从事中医的医生或教师，用不着别人旁敲侧击，也应当扪心自问：我所学的、我所教的、我所赖以谋生的中医，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

2．方法之源
毋庸置疑：中医是一门科学，构成这门科学的，不仅仅是几千年来积淀的丰富经验，更重要的是在经验之上有一套完整的、驾驭经验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中医自身独到的科学方法。但是，它与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的西方自然科学采用的方法论截然不同，因而难免引起人们的疑惑。中医是一门古代自然科学，更准确地说，它应当是一门复杂科学，它研究人体生命活动和治疗疾病所采用的主要是信息处理的方法，而不是西方自然科学（包括当代医学）所惯常采用的还原论。

研究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疾病，可以采用解剖的方法，即打开来看，这是静态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不打开，从外面观察，这是动态的研究方法。在当时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中医学最终选择了后者。这种方法论的渊源之一，来自于老子的《道德经》。书中第21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是：道这个东西，是混沌模糊的。它的内部，有形象，有物质，从外面观察，似乎能看清楚，却又看不真切。在它的幽暗深处，藏有精气。这种精气是十分真实的，有信息传递出来。从外面看不真切的是象和物，因为形象和物质是静态的；能够感受到的是精，因为精气是动态的，老子用“其精甚真”来强调流动的的精气给人造成的逼真的感官冲击；能够收集到的是信，因为流动的精气将内部的信息带到了外面。

这不正是概括了人体生命活动这个复杂系统所具有的模糊性、不可直观的特点，并且揭示了医学可以为之采取的研究方法吗？的确如此！请紧紧抓住象、物、精、信这四个关键词。先讲信，信的意思是凭据、信息。人，只要是活着的人，不论处在健康、亚健康、患病的哪一种状态，总是有愉悦、疲乏、不适、疼痛等各种感觉，这就是体内发出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自己可以感受到，旁人也可以观察到。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从各个角度来捕捉、收集病人体内发出的信息。然后，将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分类、归纳、抽象，上升为“证”。证是经过加工提炼之后的信息，可以据此确定疾病是在体表、还是在体内，属于寒性、还是属于热性，人与疾病之间的态势是属虚、还是属实，整体性质属阳、还是属阴，这就形成了有名的“八纲辨证”。在辨证清楚之后，医生或用针灸，或投汤药，给予种种治疗，而采用的所有治疗措施，都是医生向病人体内输入信息。病人经过治疗后，是好是坏，又会通过新的信息——主观感受和客观体征的改变反馈到医生那里，医生再决定如何进一步治疗。这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表达的“辨证论治”思想。

3．辨证论治
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辨证论治就是中医处理人体疾病信息所采用的科学方法。辨证有严密的逻辑，论治有严格的规定，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这就与光凭经验用药的“经验医学”有了本质的差别。举例来说，《伤寒论》第1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在这里，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四种症状，就是患者得病后体内发出的四种信息，这一组信息经张仲景分析、归纳后，抽象、上升为风寒表虚证，而后用桂枝汤治疗。由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五味药构成的桂枝汤这个信息组，在输入患者体内后，使体内原来发出的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这一组信息迅速消失。于是，这种特定信息的输出与输入，形成了一个范式，清代伤寒名家柯琴称之为“桂枝汤证”，并且将伤寒方所适应的证全部命名为麻黄汤证、小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继而提出以“汤证结合”为纲学习伤寒论的方法。“汤证结合”或“方证结合”概念的提出，使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的搭配标准化、规范化，达到了信息处理的最佳效果。掌握和贯彻了《伤寒论》的辨证论治方法，就可以使中医摆脱经验医学的桎梏，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大幅度提高治病的疗效。为什么中医临床家总是反复强调治病时要“认证无差”？因为对疾病信息的归纳、分析、判断一旦有错，再多、再好的方子也不会有效；为什么经方派医家一再叮嘱用伤寒方必须用原方，“不可随意挪动”？因为几乎每一首伤寒方都有严谨的结构，而且被多次证明：这是对应于某一个证的最佳输入信息组合，如果随意加减，破坏了它的结构，即使认证再准，输入了错误的信息，治疗同样会失败。只要认真读过《伤寒论》的人都知道：在《伤寒论》里，有分析，有综合，有演绎，有归纳，有抽象，有推理，有假设，有比较，组方慎密，计量严谨，中国古代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成果，被张仲景运用发挥得酣畅淋漓。在这里，不需要解剖知识，不需要动物模型，不需要药理试验，不需要实验研究，不需要统计分析，不需要检测指标，总之，不需要使用任何现代医学的常规方法，只需要掌握好患者与医生之间直接的信息交流，也就是掌握好辨证论治这个中医处理人体信息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就能有效地治疗疾病。因此，辨证论治是中医所有科学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