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学引论

药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在西方是如此，在我国也是如此。

我华夏之邦素称文明古国，向以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著称于世。我国医药起源很早，古代典籍有“伏羲氏尝味百草”、“神农尝百草”之说，虽然伏羲、神农是否实有其人尚待确定，但肯定有人将前人的发现、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和提高。这也表明我国早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已逐渐认识了某些植物、动物、矿物药的治疗作用。

根据现有史料，远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夏代和商代，我国就已有了酒和汤液的发明。周代的《诗经》《山海经》等著作中已收载许多种药物。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据考证是公元前3世纪的写本）记载的药物达242种。秦汉之际，新的药物品种更不断增加。西汉初年已有药物著作在民间流传。汉平帝元始5年（公元5年）曾征集天下通晓方术本草者来京师，“本草”已成为药物学的通称。《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公元1～2世纪间。它总结了东汉以前的药物知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书，收载药物365种。以后许多朝代都曾编修过本草。南北朝时陶弘景将《神农本草经》加以整理补充，汇编成《本草经集注》，药物由365种增加到730种，这是《神农本草经》以后药物学的又一次整理提高。显庆2年（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长孙无忌、苏敬等20余人编撰本草，并向各地征集药物标本，绘制成图，于显庆4年编成，收载药物850种，取名《新修本草）。这是我国第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物学权威著作，有人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国家药典。宋代官方与私人均从事本草的编修。宋初，政府曾组织编修《开宝本草》、《嘉祜本草》和《图经本草》，并颁行全国。四川名医唐慎微独力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收载药物达1558种，附单方验方3000余首，为保存我国古代本草史料作出了贡献。明代李时珍所编《本草纲目》，集历代本草之大成，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1000余首，共有插图1160幅，内容异常丰富。1596年出版以后，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还陆续译成德、日、英、法等文字、传播海外，成为国际上研究药学和生物学的宝贵参考资料。清代赵学敏编著《本草纲目拾遗》，收《本草纲目》未收载之药700余种，同时还博采国外及民间医药资料，内容很有参考价值。

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我国海禁大开，西方医药大量传入，从而于传统医药之外逐渐形成另一西方医药体系。反映在药物学著作方面，既有传统本草著述（如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屠道和的《本草汇纂》）和中西结合的生药学（如赵燏黄等的《现代本草——生药学》）的编撰，又有单纯介绍西方药物的著译作的出版，如傅约翰（亦译为傅兰雅）的《西药大成》及洪士提反的译作《万国药方》等。以后，药物学著作的编撰出版逐渐增多，至新中国建立以前，陆续出版的有戴虹博的《新体实用药物学》、梁心的《新纂药物学》、吴建瀛的《实用药物学》、顾学裘的《现代药物学》等，对普及西方药物知识起了有益作用。

以上说明，药物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

药物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包含药学许多方面的内容，并且与一些专门学科如药物治疗学、药理学、药剂学、药物化学等在内容上有一定程度的交叉，因此它涉足的领域具有相当的广度，但深度往往不如各有关专门学科。

药物学还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虽然现在高等医药院校以及中等医药学校一般都没有开设药物学课程，但药物学一类书籍却大量出版，而且历久不衰，表明它拥有广大的读者，同时在普及医药知识、提高医疗技术和用药水平上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其所以能如此，是由于它的内容实用性强，能指导医疗、药剂等方面的实际工作，适合广大医药人员学习、参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