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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救命老药短缺，各大医院频频告急。有消息称12月1日起，广东4000多种药品将再降价—业内人士分析，这可能会恶化救命药短缺现象，加快一些廉价老药“消失”的速度。
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药品降价已实施了19次，但可谓“屡降屡败”。非但没给广大患者带来实质性的益处，反而导致了某些廉价药、救命药的悄然消失。可以说，广州业内人士的分析并非空穴来风。
政令从来都是严肃的，具有权威的。如果政令也有一个“畅通率”或“有效率”或“成功率”，那它就必须有个“底线”。假如世界范围内有这样的考核，咱们的排名也许是最差的。
按说，降价令只能算是一种工具或手段。政府强令药品降价的目的，从理论上说再明确不过，即减轻患者医疗费负担，让更多的低收入患者看得起病。问题在于：当这种工具和手段被现实无数次地证明其收效甚微，甚至反而有明显副作用的时候，为什么不回头审视一下工具、手段本身的科学性，为什么不寻找、打造新的有效工具或手段？
当一种完全无效用的工具、手段多次被顽强地使用后，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使用者的目的是否存在问题。是什么构成了这种可怕的“迷局”。这样的例子并不难找到。例如，在很多事关民生的问题上，有的地方政府就常常陷入类似的迷局：说起来，GDP增长、政绩工程、价格听证会、公众评议、协调群众上访等等只能算是工具或手段，而对当地百姓负责、为人民谋福利、建设和谐社会才是目的。
与其说19次药品降价是一种手段，倒不如说它本身带有“效果”和“目的”的色彩。只不过这种“效果”和“目的”的实质，并不是对广大患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同情和关爱，而仅仅是对上级负责，对“面子”负责。
医疗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是全民性、公共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共识应该说已经达成。那么，作为医疗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否也应该赋予部分药厂一定的公益性？例如，在保证有关药企合理利润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必要的政策优惠措施和财政补贴手段掌控救命药、廉价老药的生产和供应。
延伸阅读：
在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种种不正常现象，与特殊利益集团的特征具有某种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药价黑幕的背后就存在着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药价虚高的成因非常复杂，其中固然包括体制和制度层面的因素，但“特殊利益集团”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它扩大和加重了药价虚高现象。在医药用品这个特殊行业里，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广大患者天然地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药品市场利润如此诱人，而没有什么利润来得比垄断更加巨大和快速，这就为生产流通领域的各个环节形成阵容强大的利益联盟，从消费者身上攫取垄断利润提供了动机和可能。从本报记者昨日暗访某个药品总代理商，以及两位医药销售代表的自曝内幕，可以知道，药品利益联盟的内部也是分层分级垄断的，药品从出厂进入流通领域的各个环节都不断地产生垄断利润。同时，这个利益联盟高度组织化，秩序森严，甚至每个环节的具体利润份额都被严格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