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胡晓

1984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

1992年初弃医从商，先后创立通和科技开发公司、通和机械成套设备公司；

1998年7月作为主要出资人组建重庆通和制药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至今。

胡晓近乎偏执的坚持并不难理解。为这场权利纠葛，他“曾经山穷水尽，靠政府救济过日子，还要拿有限的资金支付诉讼费用、律师费用”。6年，蹒跚在这个让他原本赋予极大期待的产业上，让他深深地体味到友人曾经送他的两个字——“牺牲”的涵义。

“我现在筹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我真的从一个法盲转变成一个非职业律师了！”

胡晓不能容忍他原本握有优势品种的企业8年来销售业绩一直徘徊不前，也不忍心看到跟他一起打拼的“兄弟”至今还有人拿着每月400元的薪水……年届50的胡晓这次终于下定决心在今年年内了结纠缠他和企业6年的专利权归属官司，借以排解积蓄心中几年的郁闷。

8年前，胡晓下海，他盘下了当时的四川丰都制药厂，改名为通和制药有限公司。他笃信新企业立足市场的根本是新产品，是含金量。这种坚信令他认识了李国桥。李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研究青蒿素类药物，为中国的青蒿产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手中握有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青蒿素复方抗疟药的配方。青蒿素在当时属于冷门品种，但胡晓毫不犹豫地拿出了第一个100万……

2000年8月，双方共同开发的复方双氢青蒿素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了专利申请，并开始受到非洲国家的关注。然而几乎与此同时，行业内新的竞争者出现了，并以势在必得的姿态四处跑马圈地。让胡晓没想到的是，李老教授竟然已投奔竞争者麾下，并和竞争者开发出了“新”的复方抗疟药配方。

这究竟是不是新的配方？究竟专利归属权属于谁？自此以后，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当事双方彼此胶着，卷入了长达6年之久的知识产权纠葛，十数轮官司过后，至今孰是孰非未有定论。

不断有人劝戒胡晓：“你们怎么总是在和他们斗啊？该熄熄火了！”这或许让胡晓觉得委屈。因此，今年10月21日，当他在向记者陈述整个事件的原委时，一直特别注意澄清2个问题：一个是专利纠纷的来龙去脉以及归属；另一个，更重要的是，通和制药并不想独占市场，他只是想讨个说法，大家应该按游戏规则行事。

其实，胡晓近乎偏执的坚持并不难理解。为这场权利纠葛，他“曾经山穷水尽，靠政府救济过日子，还要拿有限的资金支付诉讼费用、律师费用”。6年，蹒跚在这个让他原本赋予极大期待的产业上，让他深深地体味到友人曾经送他的两个字——“牺牲”的涵义。

而事实上，胡晓所体味到的“牺牲”正是整个青蒿产业所正在经历的，让后者在原本应该扬眉吐气的氛围中透着些悲凉的味道。因为“按理说，整个产业链的各环节应当一致对外，可结果却是，自己还没出国门就打起来了”。最终，这种悲凉要由整个行业一同承受。

胡晓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他要赶上来，他甚至说他能在3年之内把他的安立康做到1个亿。不过前提是“中国青蒿素企业要合作，不能再打了”。

对话

圈定青蒿素

我想我们不能再重复别人的东西，我想我们要做就要做专做精，做中国制药的矛，而不是盾，盾是华药、哈药……这些国有企业的角色。而在这个领域做专做精，就要做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产品要比较有特色。

记者：通和是什么时候开始涉足青蒿素这个领域的？

胡晓：1999年。那个时候我下海做药厂，中国的药厂已经起来一大片了，水平也参差不齐。我想我们不能再重复别人的东西，我想我们要做就要做专做精，做中国制药的矛，而不是盾，盾是华药、哈药……这些国有企业的角色。而在这个领域做专做精，就要做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产品要比较有特色。那么，通和制药前身是做普药的，通和制药以后要怎么走这条路，我当时想得非常清楚，只有通过科技创新，这也就意味着一定要有新产品，一定要有含金量。而当时的青蒿素还没有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可，并且青蒿素的研究开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一度轰轰烈烈，但到后来青蒿素作为抗疟药慢慢就没什么人做了。

记者：是什么原因致使后来没人做了？研制青蒿素是国家什么时候立的项？

胡晓：青蒿素立项是在1967年的“五二三”计划中。当时应越南之请，由周总理亲自组织多个部委、包括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科研单位牵头，全国数十个单位一起通过大协作、大攻关，最终研制成功抗疟药青蒿素。此后，由于疟疾在我国慢慢得到控制，只有少数地方有，市场也就慢慢萎缩了。没市场了，也就没有投入了，国家没投入，企业也没投入，那么很多科研院所也就不做了。当时剩下两个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是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有一个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热带植物研究所的李国桥教授，我们的产品就是他的研究成果。

记者：你与李国桥是怎样开始接触的？

胡晓：1998年底，李国桥也在寻求合作项目，但是不很顺利，他也为此找了国家的有关部门。当时有位官员是非常了解青蒿素的价值的，因为1999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代表访问中国时有2个议题，其中之一就是希望中国能把抗疟药或疟疾预防和控制技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输送到非洲去。当时这位官员说，胡晓，你要搞高科技，我给你推荐一个！我相信他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于是就在北京见到了李国桥。我们一拍即合，连合同都没签，我就投了100万。在我们合作以后。当时李国桥告诉我，他手上有一个专利叫复方哌喹片，这个成果获得了我们国家的火炬计划奖。我看了这个药的很多相关资料，觉得的确不错，后来在2000年就申请了专利。

记者：通和制药在1999年的时候销售规模有多大？

胡晓：很小，1000多万元。

记者：你一下就拿出100万元出来投资？

胡晓：事实上，我们前后总共给这个三类新药投入了790万元现金，几乎倾我所有。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及2000年初的时候，几十万元就可以买一个三类新药。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资金呢？我们查一查就会知道，当时中国的三类、四类新药多数都是仿制的，是没有知识产权的。而这个三类新药是具有知识产权的，是有专利的三类新药，它的含金量不能简单地用一类、二类、三类这样的排序来衡量。我们要真正在这个领域做到非常专业，就必须做这样的产品。

记者：当时国内青蒿素类抗疟药市场是怎样的情况？

胡晓：当时还是有一些对手的。比如青蒿素的几个衍生物，桂林南药的青蒿琥酯、昆明制药的蒿甲醚、北京万辉的双氢青蒿素这三个单方。但是现在WHO不提倡使用单方了，因为长期使用单方，疟原虫可能产生抗性，而且有些地方已经有报道说青蒿素单方使用可能出现抗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WHO推荐复方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科学家就走到前面了，一个就是李国桥教授在越南研制的CV8（复方哌喹片），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安立康（Artecom）的前身；另一个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成果，就是现在诺华的复方蒿甲醚。后来在非洲的临床试验也证明，安立康的抗疟效果相当不错。

记者：国内企业和像诺华这样的跨国企业各自所占的份额是多少？

胡晓：现在世界抗疟药的市场规模大约有15亿~20亿美元。诺华大概占了1亿多美元的市场。中国要少得多，现在每年的出口额大概也就100万美元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国外的门槛很高，绝大部分国家把药品注册权列为主权；另外，非洲很多国家的卫生药政官员大都有很高的学历背景，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我们的专家都很难解答的；而且供往非洲的药品很多都是由各种基金、机构等采购和捐赠的，所以中国药品要想进入这些国家的困难很大，因为他们还不承认中国的药典，往往看是不是进入了WHO的采购目录。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药品要进入他们的市场要做大量的临床试验、办理大量的手续，成本非常高。因此，中国现在正在积极与WHO协商，希望中国药典能够得到认可。

记者：国内企业的销售没有增长吗？

胡晓：有，但是增长速度不快，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青蒿产业内耗严重。诺华今年在中国的原料采购订单缩水，我相信今年国外青蒿素原料的采购量不会超过60吨，但是现在中国的青蒿素提取厂哪个没有生产个10吨、20吨的。这么一来，很多青蒿素提取企业喊亏啊，也有蒿农因蒿草无人采购去围厂，今年重庆的过剩问题很严重，这就是盲目一哄而上的结果。前年，在开一个相关会议的时候我就呼吁过，青蒿产业发展一定要有序，不能一哄而上。但去年一下子冒出100多个厂做青蒿素，这样质量就没法保证，产量也没法保证。这个问题我还会再提，既然行业这么热，应该有个行业协调会。大家应该遵循一个游戏规则，企业和政府、企业和企业应该有竞争也有合作。按理说，整个产业链的各环节应当一致对外，可结果是，还没出国门自己就先打起来了。

直面专利争议6年

我的态度就是，中国的青蒿素企业，不管是谁，大家都应该做大，做大了对中国的整个产业都有好处；20亿美元的市场谁占都可以，但是要合理合法。

记者：目前通和的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哪里？

胡晓：非洲和南美。其中有通过注册的，也有通过中间商销售的，比如通过澳门的中间商销到葡语系国家。因为我们公司的财力不够，所以实际上出口只重点选择了非洲和南美的几个国家。

记者：但你这个是很好的项目，融资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胡晓：其实中国一家很著名的上市公司曾经已经决定投资了，合同都签了，结果人家后来一看，你产品的知识产权纠纷还没解决呢，最后投资无果而终。我们还和国内很多著名企业有过接触，但最后也都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法吸引到投资。

记者：所以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这个知识产权官司上？

胡晓：对。

记者：现在这个官司到什么阶段了？

胡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