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去的时候，亲爱的，不要悲歌哀戚；
要在我头前栽植玫瑰，也不要松柏荫翳；
让青草在我上面滋长，任凭那雨打露滴；
你若愿意，就怀念我，若不愿意，就忘记。
8月底我去采访这个故事的时候，虽然婚礼刚刚举行过五个月，但是新郎吕昕化成灰烬装入瓷罐已经20多天了。他的80多岁的母亲、正在上学的女儿，和只有37岁的新娘韩小燕，都沉浸在对儿子、父亲、夫君的思念里。但是这个家不压抑，虽然人多，空间很小，但是感觉像这里的主人睡去一样，安静而恬淡。
50岁的吕昕是我国当代壮志未酬的音乐翻译家、音乐工具书编辑和出版家。上世纪80年代参与撰稿、编辑的词典有《20世纪音乐家词典》、《外国著名小提琴家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音乐词典》、《实用音乐词典》、《简明牛津音乐词典》等。90年代出版的我国第一部音乐百科词典———《简明音乐百科词典》，吕昕是副主编，为此，花费了他将近20年的时间。90年代轰动一时的《古典音乐巨匠》套书，将画册、影片、作品CD结合起来，使读者通过读、看、听，全面了解了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德彪西和舒曼等。吕昕是《古典音乐巨匠》的主编。
他成长在很多“右派”、二十多种语言的环境里
吕昕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吕千飞先生的独子，1955年1月出生在北京。1957年父亲吕千飞被打成“右派”，1965年，10岁的吕昕随全家下放到山西吕梁山中的小城离石。吕昕自己说：“我小学时随家迁居山西，周围都是由于各种原因被‘轰’出北京的知识分子，仅外语人才就有二十多个语种。”
吕昕曾经对我说，在他成长的那个小小的环境里，英、法、俄、德、西班牙等话都可以听到。知道的是一群“右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八国联军。
这些语言学教授多年没有用武之地，政治风声不紧的时候，拉住周围的小孩子教教外国话以过过语言瘾。吕昕聪明，父亲是英语专家，而他却胡乱地学了更多的外国话。这些话有用没用他不知道，但是最初的关于语言的兴趣就这样培养起来了。
在那样一个重技术、甚至只重出身的年代，吕千飞不愿意自己的儿子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于是选择了无线电这样的专业让儿子学习。父亲最低的要求就是，靠这样的一点手艺，儿子将来有个“吃饭的能力”。
吕千飞教儿子学英语，启蒙教材是英文版的《世界史》。吕昕说：“我的父母认为知识面应该尽量宽一些，所以为我选择老师，先后学习无线电、英语、世界史、古汉语、体育、音乐等。”中学时期，父亲还给儿子买了小提琴。
我记得多年前吕昕曾对我说，他生活的这个环境里有一个学音乐的女教师，弹钢琴，给过吕昕不小的影响。现在问吕妈妈，她却不能知道。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右派”，他们的学识和人品、阅历共同影响了青少年时代的吕昕。
中学五年，吕昕任学校文艺宣传队队长，这时他的主要兴趣转向音乐，开始寻找一些关于歌曲作法、小乐队编配方面的书籍。他说：“当时是书荒的年代，偶获一本便如获至宝，为方便学习，只得整本抄录。”
吕昕所就读的贺昌中学，是以我党早期革命家贺昌烈士的名字命名的，创建于1945年，是离石乃至整个吕梁山最好的中学。毕业的时候学校要挽留他做教师，可吕昕的目标是大学。而当时规定“插队两年以上才有资格上大学”，所以吕昕义无反顾地插队到了农村。在农村的两年，他完成了父亲拟订的从莎士比亚到萨克雷的英文阅读计划。
1976年，插队期满两年，21岁的吕昕报考大学。当时只有音乐、体育两个专业是无须推荐、“择优录取”的。吕昕有个“右派”父亲，自然不在推荐之列，只能在音乐与体育两个专业中选择考试。而考试的结果，他两个专业都是吕梁地区的最高分，同时被北京体育学院排球系和山西大学艺术系录取。吕昕觉得将毕生精力放在音乐上更值得一些，于是选择了山西大学，学习作曲。
1978年，按照“社来社去”的分配原则，吕昕回到他插队的农村务农。半年后，进入吕梁文工团，指挥、配器、排演了《小二黑结婚》、《刘三姐》、《窦娥冤》等一批歌剧。现居北京做导演工作的郭大群是从吕梁文工团出来的，他说：“我们这一批人的成长得益于当年在文工团受到吕昕的帮助，因为那是一段事业上空白的年代，大家都在混日子，吕昕因为受到了父母特别好的教育，而他自己又是一个善于诱导人的人，所以我们文工团的年轻人都团结在他周围，他为我们安排课程，做我们的老师，让我们这些文化基础差、在舞台上打闹的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艺术的熏陶。吕昕从家里拿来原版《茶花女》、《蝴蝶夫人》给我们听，在禁锢重重的70年代，那是多大的一个冲击啊！”
中国音乐工具书建设的干将，拼命工作也毁了他的梦想
1978年“右派”改正，吕千飞回到北京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要吕千飞，还可解决妻子与儿子的进京问题，于是吕千飞就做起了老师。而吕昕在父亲的朋友、著名音乐教育家张肖虎先生的推荐下，到人民音乐出版社做编辑，就没有到二外就职。
在吕梁文工团期间，20岁出头的吕昕曾试着翻译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一书，投给人民音乐出版社，石沉大海。没有想到，没几年的时间，他做上了这里的编辑，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热爱。
在参与了《20世纪音乐家词典》、编辑了《外国著名小提琴家词典》之后，1984年10月起，吕昕担任《简明音乐百科词典》的责编。这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第一部百科性的音乐工具书，200万字，三代作者多达95人，预计1987年完成，而事实上到1998年才真正出版见书。这期间，他除了最初和大家一起完成制订编辑纲要、订合同、立框架、约稿、初审、部分稿件的复审定稿外，还承担了：
1、与主编保持经常联系，随时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2、协调编辑班子及撰稿人的工作；
3、对每个部类及撰稿人的稿件作出初步估价，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提意见后退修、编辑部修订、约专家审稿等；
4、选择撰稿人及约稿；
5、负责提琴家、指挥家、理论家、美国作曲家、美国音乐、电子音乐、舞曲、体裁、乐器及制造家、外国作品、音乐学等十余个部类的具体审核加工；
6、补写遗缺条目、改写有重大缺陷的条目；<br/>
7、将其他同志审过的稿件过目一遍，统一体例、统一译名、减少差错；<br/>
8、拟写凡例、中外文索引及附录，负责成书阶段的技术工作。<br/>
前后近20年的时间，竟花在一部工具书上。我觉得在音乐圈，最亏的就是吕昕这样的做基础工作的人，满腹经纶没有名声，工程浩大默默无闻。
1986年吕昕曾写下这样的话：“现代的专科性词典除了具备辞书传统的检索性和可读性之外，还应当不断吸收该学科的最新成就，将之系统化、归入大的文化体系之中。从这个要求来看，我国音乐词书尚属草创阶段，多为‘土法上马’，要做的工作极多，远非某些个人穷毕生精力所能为。因此，除尽快拿出几部通用性词典以应付眼前急需外，应广泛收集材料、掌握国内外音乐动态、学习各国的编辑理论和方法、注意各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使我们自己的辞书日趋完善。这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唯祈天遂人愿。”
天不遂人愿。1998年《简明音乐百科词典》一出，1999年吕昕就被从总编室主任的位置拉下来，他后来告诉新婚妻子韩小燕：“这一次，把我打‘疼’了。”我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但是吕昕长久的计划就搁浅了。
不久，出版社又要他参加编委会，他便再次焕发了力量。一直到2005年1月中旬，他最后一次去出版社开会。这时候，他已经不得不半夜起来吃了止疼药，到上午正是药力最佳的时候，呈现给出版社同事们他最好的一面。在北京，他就这么一个单位，翠微路的那个大院，往往比家更重要。
2000年初，他应我主持的杂志的邀请，写了“世纪感言”。我现在面对他手写的原稿，长吁一声：“斯人可惜！”吕昕写道：
弦管声中，穷经白首，不觉又是千年。
人类文明经历了无数的血与火、辉煌和黑暗，随着地球的运行走过了漫长的路程；人类值得自豪，也应该自责。值此更迭之际，瞻前顾后，检讨大计，正有待于智者仁人。
人们说，新世纪将为人类带来明日的曙光，但愿如此，我衷心向往。于是乎提起精神，提醒自己，在恒河沙数的文明足迹中，应该留下自己的脚印。只望我们的作为无愧于前人和来者，是为匹夫之志。
我和吕昕认识多年，烟抽得凶是其特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生命毁在劳累和抽烟两项恶习上。
住院检查就再无出院的希望，于是婚礼在复活节举行
韩小燕是1992年初认识吕昕的，那时吕昕到上海音乐学院招毕业生，选中了即将毕业的韩小燕。但是韩小燕并没有到出版社工作，而是留校做了老师。1995年韩小燕到文化部工作，才与吕昕有了一些来往。当2002年12月，吕昕的妻子因肝癌去世，吕昕非常伤心的那段日子，韩小燕与吕昕的来往就密切了起来。
2004年夏天，吕昕感到了疲劳。出版社60本一套的大型音乐家传记丛书吕昕担任终审的工作，几乎要两天看一本书稿。因此，大家对他之所谓“疲劳”并没有太在意。到国庆的时候，吕昕在广州出差，回来就说“腰疼”。马上到医院，医生一听，甚至没有检查就断言是“骨质增生”，无大碍。但是两个月之后疼痛感有增无减，再去医院，拍了片子，依旧是“骨质增生”，无须治疗。
2005年1月4日，是吕昕的50岁生日，过完生日，人就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