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防治癌瘤是继承、发扬中医肿瘤学和运用、选择现代医学先进抗癌技术的研究过程。我国中医药治疗癌瘤有悠久的历史，民间治癌传说以及使用单验方治愈各类癌瘤的个案报告使中医药家喻户晓。早在远古殷墟甲骨文上就有“瘤”的病名记载，宋代《卫济宝书》开始使用“--”（癌）字，而对于癌瘤的辨证施治规范则成熟于汉代《伤寒杂病论》，强调临床应“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其对人体生理功能的认识，以及致病原因、发病机理、病变规律、理法方药的科学论述，勾划了中医对肿瘤的朴素的辨证施治原则，历代医家从理论和临床中不断充实、发展，使中医肿瘤学从中医内、外等临床学科中脱颖而出，发扬光大了中医药学，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近百年来现代医学发展迅猛，19世纪德国病理学家Vichow提出肿瘤细胞学理论奠定了近代肿瘤学基础，西医学依靠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从细胞到分子水平取得丰硕的成果，基因学说为癌瘤的发生、诊断、转移、治疗、预防提供科学依据，肿瘤生物学标记物的发现、各种影像学检查和造影技术、细胞学和病理活检等明确了肿瘤的定位和定性诊断，外科技术的提高、先进放射手段以及新的化学药物的采用成为当前治疗癌症的三大支柱。某些癌瘤的生物学特性决定其恶性程度高、较易转移、常见复发，使内科治疗，特别是多学科综合治疗受到充分重视。然而，手术、放疗和化学疗法治癌皆有适应症和禁忌症，放射线和化疗药物既有抗癌功效，亦有致癌之虑，癌症的发生发展与机体的免疫功能有关，而号称“第四疗法”的肿瘤免疫治疗的效果至今仍欠理想。现代医学防治癌症达到今天的三分之一为大体控制、三分之一减轻症状已是巨大的进步，但仍未有突破性进展。
恶性肿瘤是世界医学难关，征服癌症是人类梦寐以求的愿望，采用中西医学的优势研究肿瘤的发生与演变、诊断与防治，是我国医学科学家责无旁贷的使命。周恩来总理说过：“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十八世纪末叶，唐容川、张锡纯、恽铁樵等中医贤达都在中西医结合上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张氏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载“阿司匹林石膏汤”即为中西药合用的有效清热解表方。中医药源远流长，远古人类有“神农尝百草”（约在山顶洞人时代）距今有3万年之遥，而甲骨文载仪狄造酒的夏朝至今亦在4千年以上，古人从经验和唯象上升为哲理，重视整体，治病求本，既看到疾病又看到病人，宏观兼顾全面；西医学根源于实验科学基础，近百年来自然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使西医诊断技能如虎添翼，重视局部病变的定性和微观分析，针对性强，而较中医学则嫌整体分析不足。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与中医药的历史渊源，使许多病人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造就了一个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吸取中西医理论和治疗优势，取长补短，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融会贯通，是中西医结合肿瘤学的鲜明学术特色。
中西医结合肿瘤学的研究历程与成就
中西医结合肿瘤学是在恶性肿瘤的中西医诊法、治则、综合治疗、药物提取、抗癌机理等实验研究、临床探讨中不断完善的一门年轻学科。中医诊断疾病注意整体的宏观审证求因，从临床所见症状及舌脉等辨证，以求阴阳气血与五脏之孰盛孰虚及某病的临床证型（某病程的证候群）；西医诊断有解剖部位、病理类型、细胞学和分子生物学、影像学（B超、热图相、CT、MR、PET）、单克隆抗体等客观指标，从微观的角度观察疾病。这样，宏观与微观兼顾、辨病与辨证结合，使肿瘤的诊断、治疗方案设计、预后风险评估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如对舌诊的客观化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70年代于河南林县、河北涉县等食管癌高发区开展舌诊配合食管拉网细胞学检查，在近10万名群众中普查出一些早期食管癌和食管上皮重度化生患者，提示舌诊在食管癌大面积普查中的可行性：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等组织全国28个单位，统一制定观察标准和规范舌色板，临床观察癌症舌象12448例、非癌患者及健康人之比依次为1：2：2.7，晚期癌症暗红、青紫舌多于早期，而实证癌病者暗红、青紫舌又比虚证组高6.7倍。其中，食管贲门癌暗红青紫舌达86.13%，白血病次之，鼻咽癌放疗后出现青紫舌达48.1%；腻苔以肝癌多见，占57.35%，肺癌占41.34%；剥苔以膀胱癌多见，占65.67%。初步探讨肿瘤患者舌诊异常的机理，如青紫舌与舌尖微循环异常、血液高凝状态、血中铜、锌等元素偏高有关。
中西医结合肿瘤学的治疗原则吸取中医肿瘤学的特色，其治则包括治未病、治病求本、既病防变（抗转移）等，针对肿瘤不同病期邪正相争的病机，对早、中、晚期三个肿瘤发展阶段的辨证论治，采取攻邪祛病、攻补兼施、扶正祛邪的治法，属祛邪的治则有清热解毒、活血祛瘀、除痰散结、以毒攻毒法，属扶正的治则为培本法（补益五脏），西医抗癌三大支柱（手术、放射治疗和化学药物治疗）属祛邪范畴。国内对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扶正培本等治则开展研究较为深入，清热解毒法适于肿瘤属里证、热证，内有邪毒留著、形成热毒蕴积者，治宜清热解毒，本法不等同于西医的抗菌消炎、排毒退热功效，清热解毒方药既能解毒消炎，多数有直接或间接的抗癌功效，部分药物尚有促进机体免疫功能、与放化疗同用有增效的作用；活血化瘀法适于瘀血内停、瘀滞成积、癥积疼痛者，中医强调气血流通为常，气滞血瘀成病，活血化瘀能改善机体微循环、增加血管通透性、改善血液的高凝状态，达到消散肿块、减少转移的作用，尚有一定的消炎止痛和提高免疫力的功效；扶正培本适于正不胜邪、体质虚衰者，如邪毒嚣张、癌瘤扩散、气息奄奄之末期癌瘤，或体质虚弱、不任攻邪者，中医认为肿瘤发病的根本在于内虚，扶正培本包括健脾益气、滋肾养阴、补虚生血等方药，能提高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以及调整内脏功能，改善全身状况，限制或抑制肿瘤生长，部分扶正药本身还有直接抗癌功效。除痰散结、以毒攻毒、外治抗癌等治则亦已开展广泛的研究。以上各种治则的研究多以实验结果为依据，还必须配合严谨的临床验证，拓宽研究视野，以利于机理的探讨。
半个世纪来，我国已对3千余种中药和近300个复方进行抑瘤筛选，对癌细胞有直接杀灭作用并经大宗临床验证的抗癌中药如喜树、莪术、苦参、鸦胆子、斑蝥、蟾蜍、砒霜等，某些药对放射和化疗有增效、减毒作用，如马蔺子（马蔺子甲素）、田七（田七皂甙）是放射治疗的增敏剂，人参（人参皂甙和多糖）、北芪（多糖）对化学药有减毒作用，发现或研制一批抗癌制剂或复方，如康莱特（苡薏仁提取物）、榄香烯、喜树碱、平消胶囊、鹤蟾片、六神丸、西黄丸、贞芪扶正冲剂等。在肿瘤综合治疗发挥中西医之长的“中国模式”，即把扶正培本等治则贯穿于手术或放化疗的多个阶段，重视祛除癌瘤、重建免疫和骨髓造血功能，追求较好的生活质量和较长的生存时间，可从多种常见癌瘤临床研究中反映出来。
原发性肝癌：肝癌是恶性度高、病症凶险、病程短促的癌瘤，本病预后较差，诊断确立后生存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年。手术切除疗效较高，但90%的原发性肝癌就诊时已无手术机会。于氏[1]采用肝脏移动条放射配合健脾益气药治疗228例大肝癌，治后1年生存率59%，3年34.85%，5年25.4%，1例女性肝癌患者[2]经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存活16年；徐氏[3]用肝病方（平地木、瓦楞子、石燕、漏芦等）配合手术后放疗或化疗，治疗212例原发性肝癌，治后1、3、5年生存率达43.87%、18.40%、4.25%，有8例患者生存10年以上；凌氏[4]总结中西医结合治疗中晚期肝癌313例，分别选用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酒精局部介入（PEI）、静脉注射苦参碱、华蟾素、去甲斑蝥素等，A组162例配合中医药辨证论治，B组151例不用中医药，结果，A组症状体征改善总有效率76%，B组47%；A组1、2、3年生存率为80.25%、59.26%、18.52%；B组1、2、3年生存率则为69.54%、38.41%、15.23%；陈氏[5]用鸦胆子油、碘油、阿霉素按1：2：1制成超液化乳剂肝动脉灌注治疗中晚期肝癌76例106人次，治后1年生存率44%，2年生存率18%，认为鸦胆子乳剂有“双弹头”、“双载体”功能；李氏[6]报告中西医结合治疗106例原发性肝癌，综合治疗组（中药+介入）62例，在介入的同时或前后服用中药，气滞血瘀用膈下逐瘀汤，肝郁脾虚用逍遥散，肝胆湿热用茵陈五苓散，阴虚内热用茵陈清肝饮；单纯介入组44例不用中药。结果综合治疗组CR+PR占27.5%，1、2年生存率为24.2%、14.6%；单纯组CR+PR占18.2%，1、2年生存率为13.6%、11.4%。
肺癌：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癌瘤，手术治疗效果较好，但手术切除率不到1/3，肺中约占80%的非小细胞肺癌对放射和化学药物不敏感。褚氏[7]报报告中西医结合（中药加化疗）治疗中晚期肺癌120例，并设对照组（单纯化疗）85例。中西医结合组用黄芪、党参、太子参各30g，白花蛇舌草、白术各20g，麦冬、元参、鱼腥草各15g为主方辨证论治，咯痰多者加半夏、葶苈子、贝母、制南星；咯血加仙鹤草、白茅根、三七；高热加银花、大青叶；干咳加沙参、生地；呕吐加竹茹、砂仁、川连、苏叶；胸痛加元胡、三七、莪术；伴有胸水者酌加葶苈子、泽泻、茯苓。结果，中西医组CR+PR达68.3%，对照组仅为58.8%，中西医组的症状体征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陈氏[8]报告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60例，治疗组60例为辨证治疗加化疗（MMC、ADM、DDP），辨证治疗为阴虚内热型用百合固金汤加味，气阴两虚型用生脉散、补肺汤加味，肺脾两虚型用六君子汤加味；对照组60例单纯用化疗。结果CR+PR占58%，中位生存期19月，对照组仅为35%及10月；郭氏[9]对104例老年晚期肺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分为中西医结合组48例，用益气养阴软坚散结方加MVP方案（丝裂霉素、长春花碱酰胺、顺铂）治疗，以及单纯中药组34例、单纯化疗组22例，结果，中西医结合组总有效率83.3%，中药组为76.5%，化疗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