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9·11”还差两天的时候，我不得不拨通了“911”——美国医疗紧急服务热线。我在美国呆了十多年，这还是我第一次拨打“911”，体验了“911”的内涵与分量。

9日早上，我起床翻阅了扔在门口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看看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结果是平安无事，我又倒头睡下了。刚睡不久，电话铃响了起来，我以为是报社编辑来电询问有没有稿子。

“老朱，我快不行了。”电话里传来我的同事牛震的声音，音量弱小，我几乎听不清楚。

“你怎么啦？”我吃了一惊，呼吸开始急促不安起来。

“我在厕所里呕吐，站不起身，我痛得实在受不了。”牛震说话时断断续续，痛苦万状。

“病情是不是很严重？如果严重，我就打‘911’了？”我的情绪更加紧张起来。

“我——快——不——行——了……”电话那头的声音越来越弱，我已听不清他后面在说什么。

“我马上过来，你把门打开。”我对着话筒大声说，仿佛是连长对战士下命令，我怕赶到时进不了门。

放下电话，我立即拨打“911”，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并告诉我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及牛震的地址和门牌号码。

我心急如焚，以最快的速度洗脸刷牙，用手指梳理一下凌乱、稀疏的头发，披上衣服往外就跑。此时，我已听到救护车的声音由远而近，正在接近我们的公寓楼。

快步来到一楼大厅，正好与七八名穿着深色制服、脚套大靴子的彪形大汉、一名身材丰满的中年妇女迎面相遇。我告诉来者求助电话是我打的，挥手暗示他们掉转头，目标是南楼的牛震家。

从来者的体形和装束来看，我丝毫看不出他们是医护人员，倒像经常进出我们公寓楼的消防人员，看上去有点别扭。但我仔细一想，派遣这样的人来抢救病人，这在美国是天经地义的。试想：要是被急救的对象是个二三百公斤重的大胖子，胖得连门都走不出，窈窕淑女和白面书生怎能把他们抬出来呢？

牛震妻子回国休假了，他最近单身住在这里，再过几天也要回国。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发生紧急情况，我心里七上八下，希望他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门虚掩着，我和一群彪形大汉推门而入，发现牛震蜷缩在厕所里，面色蜡黄，手扶抽水马桶，里面有他呕吐出来的黄水。痛苦扭曲了牛震的面部表情。

一个叫巴奈特的彪形大汉询问牛震的病情和感受。根据他的初步判断，病人患的是肾结石。巴奈特打开随身带来的急救箱，把几种不同药剂往牛震的胳膊里灌。随行的两名警察在房间里巡视了一遍，发现没有什么打斗和暴力的迹象，再加上看到病人的神志开始清醒起来，就和其他彪形大汉和那唯一的女性提前告辞。

急救针剂下去后，牛震的疼痛开始缓解。救护车司机和巴奈特用推车把牛震送到救护车上，驶往附近的县急救中心。我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看到电脑上我拨打“911”电话的时间、地点和姓名等记录，旁边还有一个全球定位的交通图小屏幕。

在县急救中心，经过注射药剂、化验血液和小便、塞进滚筒进行扫描拍片，医生最后说，在病人发病的左肾上没有发现结石，化验结果也证明结石已经排出，建议病人回家多喝水多休息就可以恢复健康。

出院时，我悄声问医护人员这次急诊和检查总共多少费用。对方摇头说不知道。我顽固地笑着说，我不需要知道具体数字，只想了解一个大概。对方最后“如实相告”，救护车大约400美元，医疗护理费用很便宜，但扫描拍片大概要几千美元。我怕听错，又让对方重复了一遍。

折腾了4个多小时后坐出租车回到家里，牛震虽然精疲力竭，但感觉已经好多了。这时，我告诉他几千美元的医疗账单很快就会躺在他的信箱里。

先救人，后算账，这是美国医院救死扶伤的文化传统。（文汇报华盛顿9月9日专电 首席记者 朱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