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本报刊登了《“一单通”为何难通》一文，反映了去年推出的南京医院医学检查结果同城互认（即“一单通”）已基本不通了。

“一单通”难通的结果，可以说是在人们意料之中：医院虽同城却不同“心”（隶属、管理、体制），即使号称一个集团，各家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一个城市医疗检查设备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全国总数、医疗竞争尚欠规范的背景下，想要某一家医院“买了不用”，实在是缺乏基础和可操作性的奢望。

笔者曾在欧美国家见识过这种“一单通”，他们同城只有一两个独立的最先进的“医学检查中心”，而该中心受全国某部门质量控制和飞行抽检，各医院不能各自为战或“各持己见”。有权威性的“一单通”，不仅“同城互认”，甚至“同国”或“同盟”互认。这样做，患者省心，医生省时，国家省钱。

这使人不禁想起，这些年，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难题，有关主管部门和医疗界推出了不少医疗服务新招，也收到一些效果，但有些举措，如“病人选医生”和“单病种限价医疗”等，虽“听起来很好”却“用起来不顺”，故轰动一时却难以持久。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

一是设计不科学，有悖医学规律。

以“限价医疗”为例，同一种病的病情千变万化，诊治应因人而异。有人感冒蒸下桑拿、多喝点白开水就好了，不用花什么钱；有人感冒咳嗽不止、高烧不退，打针吃药才能痊愈。具体病例要具体对待，这是普通的医学常识。全世界医学界都没有“限价医疗”的提法。我们用单病种“平均值”人为限价能行得通吗？

有人列举我国医疗几大怪，其中有“看病如买菜”――可以讨价还价。实际上，医疗中砍价、议价或限价，都不是正常的医患关系。按理说，患者就医，把健康甚至生命托付于医生和医院，医生就应力求最佳“性价比”――让患者花适当的钱，享受适当的医疗服务。而这一过程应由法规和道德来调控，绝对不能变成愿买愿卖的市场行为。即使法规一时难以健全、道德对有些人缺乏约束力，治理“过度医疗”或“看病贵”，“限价”也不如“限人”和“限院”――限制那些证据确凿、因牟私利而“过度医疗”的医生、医院暂时或永久进入医疗行业。

二是不懂患者，特别是普通人的就诊心理。

任何人生病后都希望得到好的医疗。工薪阶层虽然收入不高，买不起进口药，也想在自己的经济条件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得到尽可能好的医疗。而看病不同于去商店购物，医患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信息不对称，该找哪位医生、采取什么治疗方案、买什么药，埋单的是患者，做主的却是医生。搞“病人选医生”，大多数患者都很茫然，只好选职称高、头发白、慈眉善目和笑容可掬的医生，但这未必就是最适合他们病情的医生。欧美国家的做法历来都是“医院选医生”、“制度选医生”或“行业选医生”，“内行”的医疗单位和医护人员行业协会通过年复一年的严格考核和管理，淘汰不称职者，使能为患者“救死扶伤”的医生都是称职和优秀的医生。因为生命和健康是不能用来“试选”的。

三是不合国情。

如，“患者家属全程观摩手术”刚推出就停了，因为有的家属一见血就晕倒了。即使没晕倒的，对此也反映冷淡。因为，大多数人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无法通过观摩得到真善美的享受。又如，在欧美国家，丈夫进产房剪脐带很正常，而我国引进“丈夫进产房”后引起混乱，丈夫能剪脐带者寥寥无几，而吓晕或失态者却不少。如今，“丈夫进产房”在各医院销声匿迹了。可见，医疗服务应根据实际需要创新。否则，哪怕出发点是好的，也难取得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