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病人拒之门外，对医院来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每每有医院这么干，照例会成为众矢之的，接受群众口水的洗礼。不过，17日有两条“医院拒绝病人”的相似新闻，却得到了两种完全不相似的评价。

一条是“上海4个月大女婴被蜈蚣咬伤额头，5家医院拒绝接收”(《新闻晨报》4月17日)，新闻说，医院对拒收病人的解释大多是“被蜈蚣咬伤，不知道怎么治疗，平时只看被狗、蛇咬伤的病人”。这事儿引起了公众的嘲笑与公愤。另一条新闻是“宁波市一医院为关爱未成年少女，规定修复处女膜必须家长签字并明确拒绝第二次修复手术”(《东方早报》4月17日)，据报道，该医院限修处女膜的做法，引起了一片叫好声和一片质疑声，叫好者认为此举是爱护未成年少女，质疑者认为这可能使偶尔犯错的少女失去改正的机会，甚至影响以后的婚姻幸福。

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给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一些医院对自身的道德素质都保不住，却希望充当道德的维护者兼教育者。对于前几家完全属于道德败坏性质的医院们，我们无须再重复以往的批评；对于后一家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卫士的医院，则值得我们好好把一下脉。

公众对这家医院限制修处的举措所进行的两种评价，事实上都是带有“有罪推定”性质的，即他们都认为，凡是处女膜破裂的女孩都是在犯错。双方都认为，限制她们做修处手术，都是对犯错者的一种挽救。叫好方的挽救形式是，不让她们做手术来达到事前警告的效果；质疑方的挽救形式是，允许她们做手术，给她们一改正的机会。公众的意见是否有失偏颇是个人认识问题，但医院如果推行这样的措施，则带有滥用职权的性质，这不仅不能表明他们是关爱少女的道德卫士，反而是一种违反医德的表现。

作为医院，应当懂得处女膜的破裂并不仅仅是性关系才会引起，例如骑车、跳高等剧烈运动，也会导致处女膜受损。即使是性关系，也存在强制性或诱骗性。这种种情形显然与医院和相当一部分人眼中的“坏女孩”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但是她们都得被一视同仁地接受医院道德的教育与惩罚。类似的事情，前年发生过的一起比较著名：“杭州某三陪女8次变回‘处女’，医院拒绝第9次手术，称要维护性的尊严”(浙江在线2005年5月23日)，当事的医院同样也担负起了“医治道德”的使命。

在处女膜问题上，医院要么医治病人，要么医治道德，两者不可能同时进行，因为医治道德必然意味着拒绝病人。我认为，在“治德”方面医院本身尚须接受再教育，治病才是他们的本职，否则，干脆让他们改行当道德教师或干脆取消修处手术算了，因为所有打算做这项手术的女人都有可能存在“性道德”问题。在医生的眼中，除了病人，不该有其他的联想(当然，人们已经允许有医疗收费的联想)，这是医生的基本职业操守。医生不能怀疑某病人是坏人，是不道德的人，而擅自充当法官对其判处“不予治疗”的制裁。这种思路，与中国封建社会管制妇女的族规，显然如出一辙。

有人说，处女膜是男人的脸皮。事实上，这就是中国古代贞操观所养肥的男权思想的反映。在古代社会，女人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失贞”都是可耻的，一个女人如果婚前处女膜破裂，即使她长得如花似玉，也没有男人敢娶她做老婆。如果这个女人生活在一个对贞操约束更苛刻的地方，她甚至有可能被装进麻袋，同石头一起沉入山涧或深水潭。

在现代社会，性被尊奉为权利与自由，世界性学会的《性权宣言》的主题就是这个。当然，人们如果认为未成年少女在这方面不宜过于自由，应当有专门的思想教育方式。而限制甚至拒绝做修处手术的惩罚式教育，恐怕会适得其反——那些失去处女膜的少女，反正今后也不需要再保护什么了。医院最后不但没有治病，连“治德”的预期效果也没有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