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药品降价以后，发改委有没有听到企业反映出来的声音，或者零售企业反映出来的声音？

周望军：这次大幅度降价之后，从来自企业方面反对的声音还是很强烈的，甚至有一些外资企业说生存不下去了，到处告状，这种情况是有的。降价一方面减轻了患者的负担，减轻负担的部分肯定相应要由药品的生产企业、流通环节和最终的销售环节医院来承担。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医院处于强势地位，我们药品80％是通过医院医生的处方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消费的。降价我们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很难把医院这块降下来，医院处于强势地位，把降价造成的损失转移到药品生产企业，这个确实不公平。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一个方面面临降价，药品生产企业叫苦连天，有的企业说生存不下去了，要倒闭了。另一方面，群众觉得降得还不够，看病贵的问题，药价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怎么样通过制度的设计，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控制医院对药品的依赖，对药品销售差价的依赖，使医院发展和药品的生产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主持人：您个人认为像药品降价会改善看病贵的问题吗？

周望军：应该说药品降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群众看病贵、药价高的问题，但是仅仅靠药品降价肯定不能根治群众反映的看病贵、药价高的问题，这里面包括我们的体制机制的问题。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包括医疗服务体现医生价值的收费标准可能也不是很够。我们国家的现状是公立医院很大程度上是要靠销售药品的差价收入和医疗差价收入来维持，财政投入不太够。

我曾经到上海、江苏调查过，听江苏的同志说，整个江苏投入在医院上的运营费用，财政投入只有7.3％，上海一年医药费支出是240多亿，政府财政投入20亿。像江苏、上海这样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投入尚且如此，那在西部、中部地区，特别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财政投入情况可想而知。医院现在要建设要运营，要维持发展，只有三个办法取得收入，一个办法政府财政投入；第二个办法是靠卖药的差价收入；第三个是向病人收取的医药服务费用，手术费、挂号费等等这些费用。如果政府投入多一点，医院对医药差价的依赖逐步理顺，说药品价格没降到位，对这个情况不是非常了解。

李天舒：老百姓比较关注看病难、看病贵的话题，请问卫生部的李大川先生，一些医疗机构也在进行自我完善，包括医院管理年工作当中也会发现不少医院推出像一单通、优化医疗流程、向贫困居民提供贵宾服务等等举措，卫生医疗机构这些自身的努力没有得到老百姓最广泛的认同，对看病难、看病贵还是有一些怨气。作为卫生行政部门的官员，您怎么看待卫生部门自身的努力，同时老百姓为什么还会有这些怨言？您有没有分析其中的根本原因？

李大川：现在群众反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它的成因很复杂，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有医院运行机制的问题，还有其它的问题。涉及到政府补偿不到位的问题，还涉及到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环节过多，很多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些和我们医院自身相关，医务人员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盲目开各种药方，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所有因素在一起导致老百姓反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今年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卫生部门一个部门，要多个部门合作努力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卫生部门也做了自己的工作。

一方面和有关部门在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提出一个新的城市医疗体制改革的意见，这是外部的。通过加强医院管理，解决医院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是我们开展医院管理年这项活动的初衷，针对群众反映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有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卫生行政部门也做了很多工作，规范医疗行为、降低一些费用，通过简化流程等各种措施降低医疗费用，当然这些都是卫生行政部门能做的事情。虽然做了这么多工作，群众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这正是说明我们还需要很多工作去做。

卫生部门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做好，加强医院管理，规范医生用药行为，杜绝不合理收费，解决这些事情的一部分。这有一个过程，群众需要等一段时间能够看到最终的结果，并且必须有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