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05年有一些城市医院里面设立警务室，在医院里面设立警务室两位院长是怎么看的？今年后半年明确规定医院里面设立警务室，当地驻地警察到这里来上班。

程齐波：我们医院没有警务室，东四派出所常年有人在那儿巡逻，一片一个点就在我们医院的旁边。我们医院本身编制上有保卫科，属于内部的。这几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最近医师法公布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维权意识随之增强，医院医患纠纷特别是病人跟医院打官司，跟医院制造矛盾了，应该说比过去明显增加。说明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提高了，这是好事，但是也不乏社会闲散人员，素质比较低的人员故意通过一些方式方法来要挟医院。要想富做手术，做了手术找大夫。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话，在我们医院这样的例子真是不少，至少我在医院的这几年，像这样的例子我遇到过，真是气的没办法。出了手术室，动不动医生护士就要受到不白之冤，动手打，倒没有出过动刀子的事情。

我们医院规定骂不还口，动不还手，员工受到不白之冤，医院是要安慰的，我们通过法律部门，通过正常渠道解决这个问题，来维护我们员工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这是我们院领导义不容辞的义务。有一个春节有几个人喝醉了，一个医生帮他们缝伤口，结果后面一个人把医生打昏了。第二天我亲自买了水果带着机关慰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出了这种事情，不能拉偏架，不能刺激患者，患者到我们这儿来就是我们的客人，不能刺激患者。他一看到穿警服的来了，马上事情就好处理了，军人去了比一般人去了好处理一些。医院处理警务室，我觉得无可厚非。如果说把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对付老百姓闹事，这个就不对了。

高海鹏：穿着军装可能好一点，我们这边根本没有办法，全北京市也好，全国的院长坐在一块儿谈论，这个问题无解。我们的难处说白了只有一个，当我们双方发生意见上分歧的时候，是否可以按照正常程序来走，国务院条例有这个程序，协商解决、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协调解决、走法律诉讼。现在问题是如果我们医院不怕承担责任，我们该怎么办，当我们有分歧他不走程序怎么办？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逼着国家一个小医院把黑社会老大弄去了做保卫科副科长，倒是没有人敢登门了。我们能做吗？不能。

程齐波：现在这个问题正在处理还没有处理完，山东一个法官的母亲到我这儿来住院也是肝癌，我们是好意看她病的太重，做干细胞移植效果不明显，还白花钱。肝癌还活得了吗？你没救活我，我就要到处写信给你闹事，要点火烧了医院。隔不长时间来一趟，后来我说再来给他扣住，你身为法官恐吓我们，扰乱正常秩序，我就不按正常病人来对待。那就得警务人员出面了。

主持人：国外或者医务人员这边受到伤害的话，有没有一些机制？

高海鹏：国外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法制健全，当双方发生分歧的时候可以协商解决。这属于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在国外也是主张自己协商解决，而不是到法院去。如果不能协商解决的话，可以到法院提起诉讼。中国现在很多老百姓不相信法院。

主持人：医患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好像有理的都是患者，目前医患矛盾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于宗河：社会上有一些人或者一些部门是这么看的，总是把患者作为弱势群体，相应出来一个举证责任倒置。我认为医院里面设警务室现阶段必要，但是可能是一个过渡形式。至于过渡期多长看发展，为什么说必要？从两方面来说，现在医患矛盾应该说越来越尖锐，现在社会上对医生责难和误解很多，甚至把医生跟妓女放在一起比较。说医生要跟妓女放在一起，侮辱了妓女。

医患之间没有缓冲，现在看病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服务，给你做检查拿药。这个冲突是很直接的，很厉害的。对医院有意见时，甚至不是医疗事故为了一点钱的问题，矛盾很尖锐。不依法执行，对医生有人身伤害，人格上有伤害，没有人来保护的时候，请警察介入是公安部和卫生部共同发布的通知精神来做。这是第一。

第二，这些年来的医患矛盾尖锐，医护人员的安全不能得到保障。很多医院提出来自卫的保护，你来打我，我也组织人打你，这就很危险了。他派一帮人来打你，你不保护自己怎么办？有些医院提出自卫的保护，如果在这种状况下，在中央提出来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这种情况下，再不采取措施，公安部门再不介入，那就无视不稳定的情况。介入是对的，但是这种方式是一个过渡方式。慢慢随着医患矛盾的缓和，老百姓慢慢会理解。国外基本没有，我考察到问到听到的情况，没有听说外国病人打杀医生的，没有听说。

程齐波：医生的素质本身有问题，另外患者本身的素质也是有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