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滨刚进中南海的时候，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制度尚未建立，医务人员也没有配备齐全，所以王鹤滨到中央军委卫生部傅连副部长那里领受任务时，他就交待说：“你不但要负担毛主席的保健工作，还要兼管其他几位书记的保健工作……”因此，在王鹤滨最初进入中南海的日子里，等于是住在中南海里的中共中央几位书记的保健大夫。在为这几位党的领袖服务的过程中，王鹤滨留下了许多有意思而难忘的记忆。

在进中南海不久，王鹤滨就从转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卫生处处长的任玉洪大夫手中，接过了每日给朱德注射胰岛素的工作。朱德患老年性糖尿病，治疗方法就是注射胰岛素。

第一次注射，是在朱德办公室。朱德正在批阅文件，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大夫拿着注射器进来，就说：“你是哪个？我不打针！”王鹤滨愣了一下，心想大概是昨天任玉洪给朱德治疗时，没有同朱老总讲他要调离的事情，因此朱老总对来了个陌生大夫毫无思想准备。

这时，朱德夫人康克清走进办公室。她对朱德说：“老总啊！这是新来的王医生，技术蛮好的，打针不痛！”朱德听了就不再多问，把右臂的衣袖卷了起来，也不说什么，又低头看他的文件了。

书记之一的刘少奇，给王鹤滨的印象是神色和蔼，但很少说话。王鹤滨和他接触过几次，却没有和他说过几句话。然而有一事，却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是1950年，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伍云甫调离中南海，去任中国人民救济总署的秘书长。中南海里的医疗保健工作都由行政处管，因此当伍云甫临走时，行政处副处长罗道让叫上了办公室主任田畴和王鹤滨，一起吃了顿便饭，为伍云甫饯行。

席间在座的人都很高兴，本来不会喝酒的王鹤滨，也乘兴喝了一小盅白酒。这时，刘少奇的卫士长石国瑞突然来了，说刘少奇有些不舒服，请王鹤滨赶快去看一下。

王鹤滨急忙跟着石国瑞去了刘少奇办公室。在给刘少奇查身体的过程中，王鹤滨低着头，始终不敢抬一下。他也不敢多说话，怕酒气从口中喷出来，使刘少奇闻到难受。刘少奇坐在办公室桌旁的靠背椅子上，疲惫地闭着双眼。王鹤滨检查了他的心肺，在量过血压后，认为刘少奇感到头晕不适是工作过于劳累引起的。他别过脸对刘少奇说：“您是工作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不用吃药。”“好！”刘少奇低声同意道。王鹤滨随即退出了刘少奇办公室，但他的头仍旧不敢抬起来。他的内心异常忐忑，总觉得纵然自己一直低着头，刘少奇大概还是会看出他喝了酒的神态，自己带着酒气出诊，是很不应该的。

虽说刘少奇没有批评他，但从那以后，他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再也没喝过一口白酒。

王鹤滨第一次为周恩来看病，是刚进中南海不久。那天，傅连带金茂岳和王鹤滨，三个人一起给周恩来检查身体。周恩来经常流少量鼻血，这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痛苦的毛病，但天长日久总是一种折磨，他也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就用盐水棉棒擦洗的方法，来减轻这种折磨。经过检查，王鹤滨发现周恩来鼻中膈左侧的黏膜上，有麦粒大小的浅表性溃疡面。王鹤滨把自己检查到的情况，向周恩来、傅连、金茂岳讲了，周恩来问：“如何治疗呢？”“可以用硝酸银轻轻地腐蚀一下，以促进溃疡面的愈合。”王鹤滨认为处理并不难。周恩来听后，带着微笑表态说：“那好啊！就试试看吧！”可金茂岳当即表示反对：“不行！不要把鼻中膈腐蚀穿了！”王鹤滨觉得金茂岳是妇科专家，这方面的治疗可能没有经验，但他是位老大夫，革命的资历也深，王鹤滨觉得不好与他争论。傅连没有表态。这等于是把王鹤滨的治疗方法否定了。许多年后，王鹤滨回想此事时说，如果他那时就达到后来具备的业务水平，一剂中药便可以把这点小病治好，就不会提出让两位医学前辈担心的方法了，也可免除周恩来一生受此小病拖累了。

那个时候的保健大夫，除了照顾自己的保健对象外，也要连带照顾保健对象的家人，因此王鹤滨到西花厅不光是探望周恩来，同时也照看处在更年期的邓颖超，落实医疗专家们为她制定的医疗方案。

一次，当他到西花厅时，邓颖超一见面就说：“鹤滨同志，听说你的父母来北京了，这是50元钱，送给你的父母。也算是我做了点群众工作。”王鹤滨听了很纳闷，因为自己并未向什么人透露过父母来京的消息啊。邓颖超又说：“收下吧，鹤滨同志，这是国家每个月给我作为人大代表用于做群众工作的费用。这个月的就给你的父母啦，请代我向老人问好！”

1950年3月5日，王鹤滨给邓颖超进行治疗后，正欲离开，邓颖超说：“鹤滨同志，今天是恩来同志的生日，就在这里吃了饭再走吧。”王鹤滨留了下来，这是他第一次和周恩来夫妇一起吃饭。那天，王鹤滨被邓颖超安排在了她自己和周恩来的对面。王鹤滨后来才知道，他坐的是主客的位置。王鹤滨的右边是著名演员金山，左边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女、金山的妻子孙维世。

大概是因为王鹤滨在场的缘故，在漫谈了一阵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到医疗上来。“对专家要相信，但是不能迷信。”周恩来说道，继而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1939年，在延安时，因骑马，我跌伤了右臂，去延安中央医院诊治。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也是位X射线技师，他认为是骨折，应该按骨折处理。而另外一名知名的专家，则认为不是骨折，是软组织损伤，按一般方法进行治疗即可。结果，我当时听了专家的意见，遗留下了残疾。”

由于错误的治疗，使周恩来深受臂伤痛苦，后来不得不专门赴苏联去诊治。经仔细检查这才发现，在延安的那位外国专家的诊断是错误的，不是软组织损伤，而是骨折。（沈寅标摘自《红墙医生》作者王凡东平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