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

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在领到报销兑付的医药费时笑逐颜开。

非典疫情蔓延，集中暴露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以疾病预防控制和农村为重点，加强全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制定并组织实施《国家公共卫生监测信息体系建设规划》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和应急机制。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重点抓了省、市（地）、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设。采取中央与地方共建办法，加强农村卫生医疗机构建设。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试点。

——摘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4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

三农问题是大问题，年年讲，年年做，但年年仍是头号问题。但在如何使农民增收减负之类的热点问题之外，去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一下子把最广大的农村医疗安全问题来了个彻底暴露。

“致富十年功，得病一日穷。”农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到底有多少贫困户是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患病农民中有多少是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有多少是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没有人能够给出精确的统计。

也可以说，如果不彻底解决农村医疗安全问题，针对三农问题的种种艰苦努力将付之东流。

形势已不容半点乐观。2003年，以大病统筹为核心的农民互助共济医疗制度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试点。由于20世纪50到70年代末，涵盖中国90%以上的农村地区、并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医疗保障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被国际舆论一直尊称为“中国模式”，世界卫生组织还将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低收入群体医疗保健的典范而向世界推介。

然而，时易势移，曾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中国模式”逐渐走向了衰弱。这一次的大规模行动被称之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阳春3月，记者奔赴重庆调查这种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如今，重庆6区、县（市）试点已然过去1年时间，期间无疑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是，与每日的吃饭、穿衣不同，侥幸的心理广泛地存在于农民之中，看病的花费不属于刚性支出，这些随机潜在的风险尚不能使没有多少余钱的他们产生固定的医疗消费投入意识。

令人揪心的是，农民与政府间、农民与医院之间在长时间里所产生的信任危机，更增添了合作医疗试点推进的难度。

乡村医院作为合作医疗运行机制的关键环节，其革命性变革不可避免，但钱从何而来？乡镇镇街所在地居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一直游离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之外，今天又将再次脱离农村合作医疗的阳光？

从因病返贫到“先入土，不致贫”

3月30日，记者来到重庆市南川市，正赶上农民李秀平康复出院不久。

他前些日子刚刚患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并伴上消化道大出血，之后进入了南川中医院住院治疗。

经过治疗后，身体是基本康复了，但其间花去医疗费共计2万多元，大部分都是借的。对一个地处西部的农民家庭来讲，负债数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去年，重庆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214元，而2003年全国农民的年平均纯收入是2362元。2万多元是需要他们积攒10年的了。

前几年，李的妻子开始患哮喘病，干不了重活，常年在家。虽然，李家在村子里不是特别富裕，但日子也将就着过得下去。自从李秀平得病之后，他们家的生活就变了样，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花去了他多年的积蓄。

“我现在才真切感受到什么叫‘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李对记者说。

他说，因为自己闹腾的一场病，使自己的生活水平差不多回到改革开放之前了。

然而，李的经历只是重庆乃至中国农村农民因病返贫现象的一个缩影。重庆市卫生局副局长田大光向记者介绍，目前，重庆市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甚至高达45%。

在推行合作医疗试点之前，江津市曾选择3个不同条件的乡镇进行农村医疗状况调查，发现被调查对象的患病农民中有46.61%是因经济困难而主动放弃就诊，居于各因素的首位。

重庆江津市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感慨地告诉记者：“以前，农民确实因为一场大病而出现返贫的无奈局面，但是现在，农民已经穷怕了。”

“实际上，现在很多农民得了病之后，为了不给家人增添太多负担，基本上熬一天算一天，得了病根本不去看，‘拖’字决当头，因此往往是先入土，而不希望让家人再受穷。”这位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水

2003年2月，重庆市决定在江津市、合川市、黔江区等6区、县（市）先期开展农村合作医疗试点。重庆市政府办公厅还于去年2月17日专门颁布合作医疗暂行管理办法。

此前，中央政府承诺，将给每个参保农民拨付10元钱的补偿金，并要求地方政府拨付10元钱作为配套。为此，重庆市政府沿袭以往惯例，对财政较为困难的三峡库区各区县给予较大的财政倾斜力度，给每位参与合作医疗农民拨付6元钱的补偿金，而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渝西地区各区县则为每位参与农民拨付4元钱的补偿金。

与此相应，相应区县（市）政府则分别筹集4元或者6元的补偿金。《管理办法》规定，农民要参与合作医疗，还需要自己交纳10元钱。

《办法》同时强调，农民参与合作医疗其基本精神是农民自愿，地方政府不得强制农民参与合作医疗。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后，如果超过一定的起付线，则可以持合作医疗证到指定地点报销40%到50%的医疗费用，所报销药品比照城镇医疗职工所规定的清单执行。

但是，在不同区县实行不等金额的报销封顶限额，在江津，如果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得了大病，最高可以报销6000元的医药费。

对于五保户、库区移民外迁到江津等农村特殊群体参加合作医疗制度，实行若干优惠措施。合作医疗制度实行1年后，已经陆续有不少人开始享受到合作医疗制度所带来的实惠。

“我家里两个人，只交了20元钱，但这回报销了350多元，还是划算，这合作医疗还是好。”江津市龙华镇双溪村三社村民江锡世对记者表示。

江的妻子腿部前些天因为静脉主血管出现堵塞，动手术总共花去3900多元。记者见到他时，他刚好到镇卫生院报销医药费。他告诉记者，现在养一头猪，纯利润只有110多元，因此这390多元相当于养了3头猪。

截至目前，江津已经有超过30万人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并有3万多人享受到不同等级的医疗报销政策，江津农村合作医疗开始走出试水第一步。

“让农民掏10元钱，难！”

“刚刚开始宣传的时候，农民的积极性非常之高。但是，叫农民真正拿钱的时候却非常困难。”谈起正处于开局状态的合作医疗制度，江津市卫生局副局长杜东显得很感慨。

“就是这区区10元钱，我们从去年6月份开始到11月份结束，花了将近半年才把这笔款子筹集起来。”江津市合作医疗办公室副主任付胜对记者说：“我去年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用在筹款上。”

新型合作医疗的重构本来应该很容易得到农民的拥护，可为什么合作医疗的筹款会如此之艰难呢？

“我几十年都没有得过啥子病，交那冤枉钱干啥子？”江津市龙华镇双溪村一位农民对记者说。

“农民的合作共济的思想还不普遍，认识没有一步到位是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积极性不高的首要原因。”杜东告诉记者：“因此，如果纯粹是农民自愿，农村合作医疗还是难以兴起高潮。”

龙华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周其开也认为，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实际上更多的倾向于“吹糠见米”，如果家里有病人，则积极性很高，而如果家里没有病人，则都要犹豫很久。

正如杜东所言，在重庆其他没有开展合作医疗试点的地区，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覆盖面一直差强人意。因此，为了调动农民参与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在政策设计上，江津市对合作医疗运行机制进行不断地变更。

“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各项农村收费已经让农民疲于应付，多少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陈德胜对记者说。

中央相关政策规定，外出务工人员每年在外时间较长，原则上不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然而，江津市乃至重庆许多区县的一些乡镇，其每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普遍达到30%以上，甚至达到50%以上。

“由于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以户为单位，如果这些人员不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机制，农民参与合作医疗的积极性势必大受影响。”

因此，江津市对农村合作医疗机制做出相应调整，凡是在重庆市内务工人员发生的费用，都可以按照相关规定还乡报销；而在重庆市以外务工的人员，其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只要凭借县级以上医院提供的微机发票，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回乡报销。

同时，设立家庭账户，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