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救助站求助妇女受辱，索赔要求法院不予受理

薛玉珍是2003年9月14日在广西南宁救助站遭保安长时间指奸凌辱的受害人。事隔两天，薛玉珍曾无奈返回老家河南；10月18日，她再次来到南宁，此时的她已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

薛玉珍是由丈夫王建国陪着来向南宁救助站讨要说法的。他们希望在三方面有明确的说法：一、对强暴者马兴发的处理结果；二、对薛玉珍的必要治疗；三、合理的精神和人身伤害赔偿。

一直到记者见到他们，这三个诉求尚未有明确的答案。此时距案发当天已有105天。

他们刚被南宁市救助站安排进一个停车场的招待所。我每次打电话找到这个招待所，服务员都说王建国不在，但她却很警惕地询问我的身份。很巧，服务员再次以同样的方式搪塞时，王建国就在她身边悄悄地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但他没钱打电话，服务员又不允许他借用电话。

他在招待所外的一个电话超市赊账拨通了我的手机，我们见面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杨记者，你每打一个电话，服务员都把号码记了下来。王建国说，救助站给他们安排过3个招待所，都很偏僻，每一处都不允许他打电话。

在得不到有力的司法帮助的同时，他们又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救助站只给玉珍一个人生活费，每天5元，她是病人啊！来月经，卫生纸都没钱买。”王建国失声痛哭，说他们一天只吃两顿，以馒头充饥。

因救助站不肯付房费，他们曾在招待所住了一阵就被人家赶出来，在大街上睡了一晚。

王建国有一个笔记本，记录了3个多月里救助站、保安公司有关人员对他说的每一句话，笔记里记录了一溜局外好心人的捐款情况，还有一段向某领导借钱时打下的借条记录。

我们去了南宁市救助站，薛玉珍躲在车内，浑身发抖，蜷缩成一团，不敢往车外看，她的手里紧紧握着一颗鹅卵石，说有人要害她。

南宁市救助站站长卓铭佳对王建国、薛玉珍所述的事情处理过程中的细节不置可否，他回答我，事情已经发生，一切问题找他的律师李技江。

李技江的看法是：强制遣送站转变成救助站，原有的痕迹保留了很多，救助站日常工作也有难处，比如女管理人员人手不够。但他不肯对“原有痕迹是指什么”作出回答。

我再拨打卓站长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

李技江说，救助站已安顿好薛玉珍。很遗憾，薛玉珍就在我身边，她当时已经两顿没吃，盯着我与李技江通电话，眼中充满恐惧，手里还是紧握着那颗鹅卵石。

王建国很无奈，“我们求助无门，他们就希望我们回郑州，不再上告。如果继续在这里讨说法，肯定无法生存。可要是回郑州，房子又被薛玉珍的弟弟占了，只能睡在火车站。”

“我要继续告南宁市救助站、保安公司，我认为救助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在最安全的地方求助，结果却被凌辱。”

在我采访回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9日，南宁市龙顺停车场招待所201房出现了这样一幕：王建国蹲在地上替薛玉珍洗衣服，他身后薛玉珍坐在床上泪流满面，抑郁的眼睛盯着他消瘦的背脊。几分钟后，薛玉珍偷偷拧开药瓶，将20 多片安眠药一股脑吞进肚里。

王建国发现了薛玉珍的异常，哭喊着将她抱至医院。因抢救及时，薛玉珍活了过来。王建国告诉我，招待所老板娘又来催要房款，而他们身无分文，吃饭的钱都没了，打电话到南宁市救助站又被当了回“足球”，薛玉珍想不通，因此选择自杀。

这令我想起采访结束时，王建国跟我哭诉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坚持多久，玉珍原先100多斤，现在穿衣服也只有60多斤，再这样耗下去很可能垮掉的。”(本文中求助妇女薛玉珍为化名)

受辱之后

案情说法难定

【背景】事发3个多月，有关案犯马兴发的消息公布甚少，记者在当地报纸上发现了这样几条消息——马兴发已于10月27日在南宁市长岗路一家汽修厂宿舍内被抓获，他对强行猥亵薛玉珍一事供认不讳……11月7日，马兴发被依法逮捕，并将很快移送检察机关。11月7日后，就再也没有对马兴发的处理情况公布。这或许是司法流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所致，但对薛玉珍而言，最关心的莫过于对马兴发的惩罚。

王建国说凌辱事件发生后，他多次报案均受到救助站的阻挠，救助站称已经报案，他也就相信了。10月20日，王建国、薛玉珍第二次来南宁后，在南宁市信访局的帮助下，前往南宁市公安局报案。10月27日，马兴发被抓获，此时距案发已有一个多月，王建国怀疑救助站当初是否真的报了案。

“9月14日，薛玉珍受凌辱后，我们20多个接受救助的男的火了，开始砸门，要上楼把3个女的救下来，但救助站把门锁了起来，我们又要求离开救助站，求助是自由的，我们不求助了，我们要出去报案。他们又把大门锁上了。”王建国说。

不久，救助站徐副站长将薛玉珍带进房间摄像。过了一会，薛玉珍低着头走出来，跪在王建国面前：我们人生地不熟，回家吧……

王建国说，“副站长讲了，手插在阴部里，不算强奸，别说一次，就是十次八次都不算啥。只要你们不报案，不通过媒体，你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我责怪玉珍夜里为何不喊，徐副站长说，不喊是对的，否则，下面20多个男的会闹事的……”

救助站看管严密，见无法脱身报案，王建国、薛玉珍接受救助站党支部书记李雪华的安排，住进军工宾馆。李走后，王建国试图拨打110报警，但服务台说李书记交代602房不许打电话。王建国要求出去打电话，保安也不允许。王又伺机跑向马路，还没跑到电话亭，两名保安就冲上来把他们押回宾馆，薛玉珍受了惊吓，回到房间后一直蹲在床上不吭声。

王建国又找到当地民政局，他向记者叙述了与民政局徐局长的一段对话——“徐局长，我找你有事。”“谁是徐局长？！”“我反映情况，是案件。”“是案件你报110。”“徐局长，是这样的，我爱人在救助站被凌辱了……”“不可能！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王建国让民政局工作人员看薛玉珍身上的伤，结果一些女同志哭了，后来一位科长承认救助站给民政局打过电话：是有这个事，你看你们有什么要求？

“我要亲自报案，救助站总是说他们已经报了。”他给记者讲了一个细节：“当天在送我们在去军工宾馆途中，李雪华跟我说，薛玉珍内裤都是血，把它扔了吧，我们给你买。”

王建国还一直未能索要到作案保安的姓名。

事发当天，王建国问李雪华作案保安的姓名，李回答，保安已经跑了，人是保安公司的，救助站不清楚保安的资料。王后来又问保安公司总经理冯绍淇，冯回答：公司把他的资料烧了，我记不清名字了。

因此，王建国一直只知道保安姓马。

显然，救助站关于马兴发罪行定性的轻描淡写给薛玉珍留下了一块心病，她现在担心是否会出现救助站所说的那种结局——不算啥，别说一次，就是十次八次都不算啥。

赔偿不明不白

【背景】9月13日夜薛玉珍遭受长时间令人发指的凌辱，对她而言，于生理与心理都是一次极大的摧残与伤害，这就牵涉到人身伤害与精神伤害两个层面赔偿的法律问题。南宁市救助站站长卓铭佳事发后也曾对媒体表示过，救助站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王建国说，9月15日晚，救助站、保安公司给了薛玉珍一笔总计1800元的费用，让他们回了河南老家。但王对这笔钱一直存有质疑——这是否就算赔偿金？如果是，数目究竟是否该由救助站与保安公司私下决定？！王建国说9月15日前还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协调工作”，当时救助站连赔偿都没提出就让他们回河南。

王建国告诉记者，9月14日下午，南宁救助站党支部书记李雪华对他讲：“老王，你们确实属于救助对象，是我们领导不对(案发前，求助站认为薛玉珍他们不属于救助对象，曾拒绝给予救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不经过媒体。我给你们把车票买了，按规定，路上吃饭每人15元，我照顾你们，每人50元。”

随后，李雪华将他们送到军工宾馆，晚上王建国让薛玉珍洗澡，薛直叫疼，不肯洗，王一看火了，薛的大腿两侧都是青紫的血痂……因此他们决定假装答应救助站的安排，到火车站后便退票去告救助站。

9月15日上午6点，薛玉珍拿到100元钱后躲了起来，王则去退票。但他正退票时，救助站徐副站长带着几个人到了，徐掏出证件阻止了退票员。王建国说，徐一把抢过车票，大声喝道：抓住他，还有一个女的，他老婆，在外面！

王建国大声叫薛玉珍快跑，两人钻进出租车就去了民政局。王建国说，可能有了9月14日的这次较量，才有了第二天的“赔偿金”一事。

9月15日上午，李雪华、作案保安所属的保安公司总经理冯绍淇正式提出了赔偿问题。

“李雪华说他已报过案，公安人员说这不属于强奸，也不是流氓，就是调戏妇女，别说插进去一次两次，就是再多次，无非也就是流氓调戏，最多拘留15天。陪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